第一章(第6/12页)

钟山岳哼了一声:“放心吧,我一时还死不了。”

钟跃民信口开河地说:“爸,我都替您冤得慌,您革命了一辈子,越混越不行,最后混得让个科长给关起来了,早知道这样,您当初还不如投国民党去呢。”

钟山岳火了,他一拍桌子:“跃民,你又胡说八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嘴上没个把门的?再胡说你就给我滚。”

“老爸,我滚了谁给您送衣服?您还没过河呢怎么就拆起桥来啦?”钟跃民才不怕父亲拍桌子。

父亲缓和了口气:“跃民呀,你不要总是发牢骚,也不要有抵触情绪,我这辈子经历的事多了,十七岁参加红军,大大小小的仗也打了上百场,能活到今天已经是赚了,象现在这种隔离审查,我在四二年延安整风的时候就经历过,我相信党和人民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我们应该相信党。”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说:“爸,昨天我用扑克给您算了一卦,卦上说您这辈子命犯小人,您走到哪儿,小人就跟到哪儿,躲都躲不开,您相信谁也不如信自己,信儿子,我看这样得了,咱不跟他们玩了,反正这儿也不是监狱,想走拔腿就走,就那几个看守也就是个摆设,我带几个朋友就把他们收拾了,您先到外地没倒台的老战友那儿躲一段时间,过了这段风头再说。”

钟山岳苦笑着:“你在说梦话吧?我能躲到哪儿去?问题不解决,连老战友都不敢收留你,别胡说了,你是不是没钱了?我这里还有五块钱,你拿去。”

钟跃民惊讶地问:“哪来的钱?您每月才发十二块生活费,比我还少三块。”

“我省出来的,这里花不着钱。”

钟跃民忽然发现父亲抽的烟变成了一种极简陋包装的经济烟,这种烟是当时最便宜的,每包只有九分钱,他记得父亲以前抽烟的档次不低,不是中华就是牡丹。他的鼻子一酸,差点儿流下泪来:“爸,这钱我不要,您留着买几包好烟,经济烟太毁身体了。”

看着儿子懂事了,钟山岳很欣慰:“儿子,长征的时候我还抽过树叶子呢,人这一辈子总要赶上些沟沟坎坎,这没什么,有时一咬牙就挺过去了,四一年反扫荡,我带一个连被鬼子包围,硬是打了三天三夜,一百多号人最后只剩下七八个,我们每人怀里揣了一颗手榴弹,只等着鬼子再冲上来就拉火,当时谁也没打算活下来,可撑到最后一刻,就来了援兵。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再困难也要咬牙挺住,不为别的,就因为咱们是男人啊。”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哼了一声:“爸,咬牙也得有个限度,总不能一咬牙就是几十年……”

天桥剧场位于北京宣武区北纬路的东口,毗邻大名鼎鼎的天桥。这一地区的房屋破旧低矮。1949年以前,这里是北平最热闹的地方,也是京城下层老百姓的娱乐场所。1949年以后,这个地区逐渐衰败,江湖艺人们改行的改行,老的老,死的死,当年闻名遐迩的“天桥八怪”,也只剩下撂跤的宝三儿、变戏法儿的刘半仙。天桥的寿终正寝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的崛起使宝三儿,刘半仙等天桥遗老吓得卷了铺盖卷,热闹了百十年的天桥终于变得冷冷清清。

天桥的热闹虽然不复存在,但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居民成份却并没有改变,这里远离工厂区,产业工人很少,居民多是引车卖浆者流,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这里相当于敌占区,平时若是没有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他们绝不会来这儿。北京的军队大院多集中于海淀区,机关大院多集中于东西城,属宣武区和崇文区最破烂,以宣武区为例,天桥向西是南横街,南横街以北是菜市口、达智桥。菜市口以西的广内、广外大街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平民居住区。

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那些在天桥、达智桥破烂的街头和胡同里闲逛的青少年们,都是些流氓团伙。这些人缺乏教养,心毒手狠,以无知为荣耀。

在平民子弟们的眼里,干部子弟成天牛逼哄哄的,倚仗着爹妈的势力胡作非为,整个一群少爷胚子,打架缺乏单打独斗的胆量和技巧,他们最喜欢一拥而上,最好是一大帮打一个,徒手打不过就动家伙。他们对干部子弟一律称为“老兵”,就是老红卫兵的意思,因为早期的红卫兵几乎清一色是干部子弟。

如果你站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分辨出这两类出身不同的青少年。他们的区别在于举止和气质,还有说话的腔调,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说得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喜欢带儿音,而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则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从衣着上看,“老兵”们喜欢穿军装,解放军部队不同时期发的军装都属于时髦服装,年龄稍大些的孩子穿件洗得发白的人字纹布的黄军装,肩膀上还留着佩肩章用的两个小孔,显得既朴素又时髦,不显山露水。年龄小些又喜欢张扬的孩子,便从箱子底翻出老爹的毛料军装穿上。1955年部队授衔时,校官以上的军官配发的衣着是很讲究的,冬装有呢子和马裤呢面料,夏装有柞蚕丝面料。将军们的军服就更讲究了,同是呢子军装,将军服的面料要高出校官服面料一个等级。他们还配发了水獭皮的帽子和毛哔叽的风衣。于是各种面料的军装便成了时髦货,就连和军礼服一起配发的小牛皮松紧口高腰皮靴,也成了顶尖级俏货,俗称“将校靴”。干部子弟们大概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表现父辈的级别。却没料到平民子弟也认可了这种时尚,没有军装穿没有关系,只要你有抢劫的胆量,没有什么东西是弄不来的。所以,要是你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发现一个头戴水獭皮将军帽的青年,你可千万别以为他就是个中将的儿子,他父亲是个钟表匠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