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我们六个同班同学——张潜、潘宗福、杨晓云、张友筑、徐金波和我,踏上南行列车。

从八月十八日起,毛主席在天安门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引发“文革”新的高潮——大串联。中共中央文件指示,支持全国各地学生到北京,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交流革命经验,交通及生活补贴由国家支付。于是全国火车及公共交通对大中学生全部免费,各地还纷纷成立接待站,管吃管住。最初那是老红卫兵的特权,外出要政审(家庭出身),但有毛主席推波助澜,闸门一下打开了。

徐金波搞来一张某红卫兵组织的空白介绍信,召集我们几个平民子弟,填上名字——用白纸证明自己清白。我们持介绍信到东单铁路局售票处排队,领来六张免费火车票。

这是我头一次离开父母出门远行。行李简单,除了塞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小书包,再就是装四卷“毛选”的小木箱——我自己动手做的,上面用红漆写着“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我们在宝鸡转车。夜里很冷,火车头哧哧喷着浓烟,遮暗站台的灯光。到成都已是后半夜了。扑面而来的是南方湿润温柔的空气,缓缓流动,带有火车行进的震颤感。在车站广场的红卫兵接待处,我们被分到成都十四中。听说我们来自北京,负责接待的师生格外热情,特地准备了消夜——炒笋丝外加大桶米饭。男女分睡不同教室,打地铺,课桌椅堆在一边。我们很兴奋,窃窃私语,直到有人抗议才噤声,倒头昏睡过去。

第二天上午到四川省委大院。大字报铺天盖地,直指西南地区第一把手李井泉。我们还保留学生的习惯:边看边抄。大字报透露了各种惊人内幕。比如,在天府之国,困难时期竟饿死数百万人。而李井泉的名言几乎家喻户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还有那些腐败案例,就像色情小说让人脸热心跳。

离成都百余里的大邑县安仁古镇,因刘文彩地主庄园和“收租院”而闻名,成了大串联的热点。一九六五年,四川美院雕塑系师生和当地艺人一起,创作了大型泥塑群“收租院”,轰动全国,并在北京美术馆展出,每个学校都组织师生参观。老师还让我们写了观后感。

安仁古镇有不少深宅大院,刘文彩庄园只是其中一个。我们在人流中挣扎,身不由己,无落脚之处。日影西斜,人渐稀疏,忽闻异香,路边有人架油锅炸子鸭,每只一毛五。于是各买一只,放进随身装馒头的塑料袋,啃得仔细,只剩下鸭架碎骨头。回长途车站的路上,我和潘宗福用馒头蘸油汁咂巴滋味,赞不绝口,极尽天下最高级形容词:“真他妈香!”即便是瘟鸭,也足以让我们一路乃至一生回味无穷。

张友筑是我们班篮球中锋,人高马大,一说起他家烙的芝麻酱糖饼就眉飞色舞。我给他起了个外号“芝麻酱糖饼”。可他一到成都拉肚子,卧床不起,只好中途退场返回北京。我把他外号改成“阿痢痢”,除了声音效果,更透着带异国情调的亲昵。

到重庆,我们住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离烈士陵园很近,步行可及。这里曾是国民党“军统局”大本营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我们是读《红岩》长大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而歌乐山古木参天,云雾飘荡,有如仙境一般。

重庆朝天门码头。鸣笛三声,客轮解缆起航,甲板震颤。我们住三等舱,上下共六个铺位。由于船票紧张,两人一床,即使如此,比坐火车舒服多了——平稳无声,空气新鲜。在甲板上眺望峭壁,不禁想起课本中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猿是早就绝迹了,而舟因超载随时有倾覆之危。除了播放语录和革命歌曲,各舱房小喇叭反复提醒大家,不要集中在船舷一侧赏景。过三峡正是半夜,我们沉沉睡去,那美景未在梦中留下任何痕迹。

同舱有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一男三女,男的叫徐荣正,外号“老pia”,字不可考,估摸与他骨质增生的下颌(学名“巨颌症”)有关。我猜是指摔了个大马趴:从pia到ia,头一个象声词,后一个象形词。还有三个厦门集美水产学校的男生,其中有个翁其慧,憨厚寡言,但跟我很合得来。

船上三日,我们三拨人混得厮熟,决定结伴而行。老pia精明强干,先人后己,自然成了首领。他摊开地图,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在武汉登陆,休整几日,经株洲去韶山,再杀向广州。

我们住在汉口一所中学。我去看望大舅。他黄埔出身,后上金陵大学,“七七事变”后到湖北打游击,任应城县县长兼游击大队司令。“文革”爆发时他是武汉市副市长,由于是民主人士,本无实权,在头一波大浪中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