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

一九四八年五月,父母在上海结婚后来到北京,先住在东单多福巷,后搬到东交民巷。父亲在中央信托局工作,母亲在家,小日子过得挺红火,这从当时购置的家具就能看得出来:席梦思床、梳妆台、大衣柜和硬木餐桌椅等,带有浓厚的小资情调。

摇篮是我第一个住所,周围的家具又高大又庄严。当我摇摇晃晃离开摇篮,穿过床腿桌腿椅腿,直到有一天踮脚从桌面看到了地平线。

从东交民巷搬到府前街,再搬到阜外大街,最后是三不老胡同1号。在迁徙途中,公用家具像陌生人闯进我们的生活。包括两张写字台,一张深棕色,带三个并排抽屉,一张浅黄色,是那种带文件柜的“一头沉”,归父亲使用,锁住全家的最高机密;还有一个书架、两把椅子和两张床。公有财产以不容置疑的军事共产主义相貌,深入家家户户,钉着所属单位的铁皮标牌。父亲每月工资单扣掉的那几分钱,就是租赁费。

公用家具从此扎下根来,带领私有家具一起穿越漫长的过渡时期,我们从中长大。没想到其貌不扬的公用家具如此坚固耐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带小资情调的私有家具,转眼走向衰败。

首先密谋造反的是席梦思床垫里的弹簧,一个个从麻绳中挣脱出来,东奔西突。且不说睡觉硌腰硌腿,还彻夜吱嘎作响,如同音调不定的破琴。找人上门来修吧,正赶上困难时期,吃喝还没着落呢。

经多方打听,据说有家小工厂收购弹簧,每只五块钱。父亲大喜过望,利用周末拆下弹簧,换上木板。总共二十八个弹簧,按黑市价,一只弹簧正好换棵白菜。从单位借来三轮车,他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原来信息有误,全部弹簧只值五块钱。只好把弹簧堆在阳台上,风吹雨淋生了锈,最后卖给隔壁废品收购站,换来几块水果糖,分给我们兄妹仨。

紧接着是四把餐椅的弹簧遥相呼应——或许跟席梦思床是同一厂家造的,到了使用期限。父亲找来五合板,连锯带钉,平息了一场叛乱。虽说五合板不怎么顺眼,但坐在上面踏实。还没来得及刷漆就赶上“文革”,椅面一直裸着,而岁月按屁股的大致形状涂上暗色。

作为长子,我自幼学会干家务活儿,帮钱阿姨择菜洗碗生火打扫厨房。让我困惑的是,那个旧餐具柜的玻璃拉门怎么擦洗都没用,湿布抹过有些透亮,可水渍一干就又乌了。我总想让父母下了班站在餐具柜前感到惊喜,甚至用肥皂水和去污粉一遍遍擦洗,均以失败告终。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心情。后来才知道这叫乌玻璃,就是为了遮蔽用的。很多年,我的心情就像这乌玻璃,怎么擦洗都没用。

上到初一,我终于有了自己带锁的抽屉,那感觉真好——我有了自己的秘密。我早年写下这样的诗句:“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写的正是这狂喜。在我锁住的抽屉里,有攒下的零花钱、笔记本、成绩单、贺年卡和小说处女作,还有一张我暗恋上的表姐的照片,其实只不过是北海公园九龙壁前家人的合影。

家具居然和人一样生老病死。我上初中,它们突然老了——五斗柜内牚折断,抽屉打开关不上;书架摇晃,承受不住经典著作的重量;椅子吱嘎作响,抱怨自己和人的命运;覆盖餐桌的厚玻璃破碎,像分裂的国家。父亲用胶布黏结,但胶布很快就失效了,还发出一股馊味。

塑胶贴面的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父亲是最早领悟到这一点的人,而遍及全国的装修运动还远在地平线以外。一天,他从五金店买回几块塑胶贴面边角料,屎黄色,估计那是降价的原因。他用乳胶把四条边角料对接,用经典著作和瓶瓶罐罐压在上面,几个小时后试验成功了。塑胶贴面远比玻璃经久耐用。父亲十分得意,愈发不可收拾,买来更多的塑胶贴面边角料,五斗柜、餐具柜、床头柜、桌面,几乎全都被覆盖了。

父亲花二十五块钱,从郑方龙家引进了一个牛皮的单人沙发,大而无当,和现有的公私家具不成比例,如蜷缩的巨人,卡在衣橱和父母的床之间。这笔交易是可疑的:没过多久,一只弹簧从皮垫正中伸展出来,仿佛怒放的牵牛花,躲都躲不开,其他弹簧也纷纷探出头来,此起彼伏。包沙发的厚牛皮也开始脱落,像正在剥皮的大橘子。

梳妆台几乎成了我家唯一多余的家具,它肯定诞生在我之前。在大镜子两侧各有一小柜,其间是玻璃通道,像长方形鱼缸,上面的玻璃盖早就打碎了,而梳妆凳也不翼而飞。大镜子因年久变得模糊,像遗忘症,记住的恐怕只有母亲的青春。它背对时代,它的存在让我不安,让我羞惭,尤其在“文革”期间,它差不多就是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