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第2/2页）

张莉：《推拿》给予了那些被社会忽略的族群以关注，让他们感受到与社会的紧密关系。我看到报道说，很多盲人读《推拿》，将它视为“我们的小说”你有别的作家没有的读者群。

毕飞宇：说起盲人的阅读，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你知道么，在电脑上，盲人的阅读有专门的软件，也就是语音转换机制，速度快极了，还可以调，速度是我们阅读的好几倍，有一度，许许多多的盲人朋友都在读它，我真的没有想到《推拿》会经历这样的一个盛况，我又一次经历了许多作家没有机会经历的东西。我想对你说，如果你让我重新书写《推拿》，我可以写得更好，可是——可是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永远没有事后的诸葛亮。除了遗憾，我还能说什么？

张莉：《推拿》一出版就被誉为2008年度小说的重要收获，获得了很多奖项，不久前繁体版获得了台湾《中国时报》的2009年度图书奖，这表明它触动了我们整个社会的神经。但是，也有读者问，《推拿》中的盲人怎么这么像正常人，他们哪儿跟我们不同？你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吗？

毕飞宇：我当然听到过，这不是我的遗憾，我很高兴《推拿》的写作提升了我自己。

张莉：有时候，读者可能有他的阅读定势。

毕飞宇：阅读有它的传统与惯性，真的是这样。说起盲人，读者们往往也有一种预设，噢，这小说是关于盲人的，盲人么，《推拿》就应当小说“如此这般”。果真是如此这般么？往往不是的。作家的创造时常有两种相反的向度，一、给出一个“新世界”；二、还原一种常识。有时候，还原一种常识比给出一种“新世界”更有价值、更具魅力。艺术的困境和光荣就在于，有时候，它创造了“新世界”，有时候，它勇敢地站在了“新世界”的对立面，义无返顾地和常识站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