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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泽如看父亲怒气冲冲,只好解释说,爹,你听我说,我们不是跟朝廷作对,我们也没有做对不起朝廷对不起国家的事,我们只是呼吁朝廷别相信那些洋人,不能对那些洋人太迁就软弱,让那些洋人有机可乘,欺侮我们大清国,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黄敬芳听着,破口大骂起来:人家皇帝都能当,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都管得过来,要怎么处置那些洋人还用得着你去教吗?你别再为自己狡辩了!

但是,骂也只能出出气,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儿子已经成了官兵的捉拿犯人,黄敬芳知道眼前当务之急是如何让儿子逃过这一劫,否则,要是让官兵抓了去,儿子就只有等死了!

这天晚上,黄敬芳开了两条路让儿子作选择,第一条路,向清政府自首,以求得朝廷的宽恕,以免一死;第二条路,下南洋,自此诀别家乡,到海外过逃亡的生活,永远别再回来了!

黄敬芳的口气不容置疑。他知道,虽然给儿子指出了两条路,但儿子是万万不能走第一条路的,那是一条死路,不归路。倘若真的向朝廷自首,则意味着他将永远地失去这个儿子。而儿子不但会白白丢了性命,还将给家门带来毁灭性的损害,那是黄敬芳最不能忍受的,他是一个相当看重名声的人。大儿子黄泽国刚刚让黄氏门庭光彩夺目,他不可能又让这个儿子给毁了。儿子唯一的选择只能去南洋了。这种选择相当合情合理,因为当时福建和中国南方各省沿海一带,到处都有办理类似出国劳务的"猪仔馆",有数不清的福建人和中国南方沿海的人以为南洋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弯一下腰,就可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似的,于是通过"猪仔馆"跨上去南洋的轮船,到南洋淘金去了。黄敬芳的女人,也就是黄泽如的母亲李氏也觉得儿子唯有这条路好走了。当然,她的心情和黄敬芳一样,他们并不是让儿子去南洋淘金去的,他们只是不想眼睁睁看着儿子因为留下来而丢了一条性命。哪个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女人都要比男人感性,比男人的心肠要软,她们更加看重的是儿子的性命,那些虚无缥缈的名声与儿子的性命相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

当然,最后的选择只能由儿子自己决定。

黄敬芳问儿子到底要选择走哪一条路,其实,没等黄泽如开口说话,黄敬芳已经替儿子作出了决定,黄敬芳说,去南洋吧,你给我走得远远的,我永远不想见到你了!

黄泽如不可能想到他的处境会变得如此的糟糕。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法的主要意义在于抵御外强的侵逼,他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要说错,那就是错在稚弱的革新派不该和势力强大的保守派进行较量,正当革新派不辞辛劳,锐意改革的时候,保守派却在磨刀霍霍,准备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一场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通过这场变法运动,却也让黄泽如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百姓们天天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大多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虽然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具有政治热情和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一场变法运动,让黄泽如伤透了心。他觉得自己空有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到头来反弄得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有家难回,有国不能留。这个雨夜对黄泽如来说显得特别的漫长。冷雨叩窗,发出有如马蹄敲地的声响,好像朝廷官兵正千军万马追杀而来。或许,正像父亲所说的,摆在他面前的路也只有去南洋了,他已经别无选择。而且是,这一走,他将有可能客死他乡,将永远不能再回到故土来了!一想起这些,黄泽如忽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人抛弃了的孩子,一股悲凉和失落顿时涌上心头。

尽管他表示同意去南洋,但同时,他却向自己的父母说了埋藏在心底里多年的一个秘密。他在向父母说出这个秘密时显得有些羞涩,好像要说出的是一个不可告人的勾当。从黄泽如吞吞吐吐的话语中,父母双亲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爱上了一个叫高兰香的姑娘,他说他必须带她一起走。黄敬芳问儿子高兰香是谁,黄泽如说,她就是咱们村高家高伯的香香。母亲李氏先叫了起来,说,你说的是香香姑娘呀!你爱上香香姑娘了?黄泽如说,是的,娘。这回轮到黄敬芳吃惊了,他逼问儿子说,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你是说你爱上高伯家的那个丫头了?黄泽如还是那句话,他说,是的,爹!

如果说黄泽如参加维新让黄敬芳大感意外的话,那么,现在儿子说他已经爱上了高伯家的香香丫头,听了同样让他目瞪口呆。要知道,那高伯是什么人?福州府方圆百里,有谁不知道他高伯是官兵通缉的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