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直觉、重复与革命：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第2/3页）

就是在这一孤寂的摸索中，他发觉了阿Q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8]

把这段话放在与郑振铎对话的语境中，其实还是有难解之处。鲁迅认为将阿Q描写为革命党并不算“辱没”了革命党，而且阿Q的革命并非前现代的革命或者现代的前身，而是“二三十年之后”的中国人的命运。因此，理解《阿Q正传》的关键就在于寻找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为什么内在地包含着革命的——或者说，这样一种革命的——潜能。

但是，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一潜能？首先，如果阿Q仅仅是国民性或民族劣根性的表达，那么，革命就不是内在的，因为我们无法从精神胜利法中找到革命的必然性，我们也无法从各自隔绝的孤寂中找到呐喊的可能性；如果国民的灵魂中不是内在地包含这一潜能，阿Q的人格就是两个，历来的分析似乎没有在文本中找到这些内在的依据，鲁迅的不满也因此而生。1930年，王乔南（1896—？）将《阿Q正传》改变为电影文学剧本《女人与面包》，并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回答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9]王乔南式的诠释是失败的阅读，鲁迅的不满大概就源于这样的解释仍然将阿Q的性格单面化了。

其次，从表面看，阿Q的革命只是对于旧模式、旧习惯的重复，但如果仅此而已，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也许需要解释鲁迅对于重复与革命之间的关系的某种理解，而其前提是区分两种重复，或者区分轮回与重复之间的差异。轮回，也就是第一种重复，是一种自我回归的现象，前一个状态与后一个状态之间没有质的差别；重复，是一种再度出现的行为方式和现象，但对应着独特的问题和事件，从而不能在“轮回”的意义上加以解释。鲁迅在这段话中提及了两个与阿Q的革命有关的条件，一是中国发生革命，二是作为革命的后果的、已经难以追踪的“民国元年”。阿Q的革命不同于先前的任何同类的行动，这不是由阿Q的动机决定的，而是由革命这一事件决定的。革命以重复的形式出现，却包含着不可重复性，否则怎么能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呢？“民国元年”是独特的事件。鲁迅的这段话中提到了革命与改革的重复性，也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了阿Q革命的重复性——重复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是在时间的轴线上与过去的关联，另一方面是在空间的关系上与中心事件的互动。正由于此，每一个重复性之中都包含了与前一个重复性不同的独特内含，而这种内含又是通过重复及其克服来呈现的。因此，要准确地理解阿Q的革命还要理解他的行动与作为“事件”的革命之间的关系。在我阅读中，阿Q的“重复”是以六个瞬间之间的质量上的区分为线索的。

与大多数批评家将重心放在总结阿Q的精神胜利法上不同，我的分析集中在精神胜利法的偶尔的失效，重点提出阿Q人生中的、内在于他的性格和命运的六个瞬间。除了个别的瞬间（阿Q临死的瞬间）曾在写作方法上被反复提及外，其他瞬间在大多数分析中几乎完全被忽略了。[10]这些瞬间是阿Q丧失自我控制的片刻，也是精神胜利法失效的一刹那，在鲁迅的笔下，常常也是一笔带过。将这些瞬间加起来，总共是否超过一分钟，我也不得而知，但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瞬间不但对于解释阿Q与革命的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理解阿Q的人生而言也不可或缺。这些瞬间似乎只是某些重复的现象，但质量不同，也就是说重复中隐含着变化。所谓变化不能从阿Q的个别行动的动机的角度加以分析，即不能从时间的轴线上加以解释，还必须将这些瞬间作为对他的周遭秩序正在发生的变动的回应来加以分析，也就是从阿Q的心理和行动的重复性中观察新因素的萌动。如果没有对于这些瞬间的解释，《阿Q正传》的基调就纯为负面的，也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这不正是许多阐释者，包括他的胞弟，经常强调的吗？但若果真如此，阿Q的革命也就成为无从解释的神秘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