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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芳离开保定后，不久真去了福建，继而又从福建进入沪杭地带。向喜也终于应邀扔下他的取灯和太湖石，随孙传芳前往。当孙传芳统领起东南五省时，向喜是为孙传芳镇守东南门户吴淞口要塞的主官，称吴淞口要塞司令，授中将衔。

取灯在保定过着安生而富足的日子，她按照父亲的吩咐先在琅瑚街读完小学，后来考的是地处保定南关的同仁中学。同仁是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课程设置、师资力量都处于领先地位。校规校风又竭力适应着中华民族的民风民情，单看它的校歌也可窥见一斑。同仁的校歌本是由尧舜时代的《卿云歌》改编而来，歌中唱道：“天覆地载，日月照临，春风化雨，一视同仁……”而它的盾形校徽和蓝白相间的校旗，在保定更是独树一帜。校方对校徽的解释是：盾象征着自卫，加之内中的同仁中学四字，便是同仁抵御着旧势力，去创造新的事业。而校旗的蓝白则象征着大海和纯净。

同仁古朴而有活力的校风，务实而又先进的课程设置，一时间在华北一带名声大噪。尤其它那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生动活泼的教学理念，更是受到在校学生的欢迎。学校为使学生把课本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特开设工厂车间，成立专门小组，出资购置各种机器、器械，甚至连电影放映机这种罕见的物件也不惜血本购进几台。学生们节假日可骑着校方的自行车，带上放映机，分小组到农村为农民义务放电影。而男生们还可以自愿报名去参加一些修桥补路的义务劳动。

同仁的生活激荡着取灯的心，她按照向喜的设计，顺容的关照，学校的教育，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位保定的“新式女孩”。为了活动方便，她还给父亲写信，要求买了一辆自行车。每逢星期天，她和放映小组便骑车奔波于乡间的小路上。

开始顺容不主张取灯骑自行车，她说她看不惯一个女孩子骗着腿上下车的样子，这就不如坐洋车的女子看起来文雅。取灯说，我又不能坐着洋车去乡下放电影。再说，骑自行车也是运动，坐洋车像小姐。顺容说，你就是小姐，你妈我没当过小姐，我闺女就得当小姐。为买自行车，取灯说服不了顺容，才给向喜写了信。向喜很快回信同意了取灯的请求，顺容才勉强也同意下来。

向喜支持取灯买自行车，却不支持她去放电影。去乡下放电影，又使他想到了那些走村串庙“撂地”的流浪艺人。他愿意让取灯远离这些。为此他给取灯写信说，他倒觉得同仁那个学医护的小组更适合她。向喜还提到，在老家笨花，她还有一位行医的大哥，大哥在笨花受着乡人的尊敬。后来取灯听了向喜的建议，参加了同仁的医护小组。因为在骑车放电影的日子里，她曾亲眼看到乡村有不少患着病却不得治疗的乡民。

取灯在保定和顺容相处得融洽，和两位哥哥文麒和文麟也相处得融洽。取灯念初中时，文麒和文麟已是西关育德中学的高年级学生。文麒酷爱文艺，他正迷恋着京剧里的余派老生，有兴致时甚至还以票友的身份登台献艺。电影更是他迷恋的艺术形式之一，有位保定籍名叫王元龙的知名影星，家住保定小金线胡同，这年全国各地正在上演着他主演的电影《美人计》。文麒和王元龙认识，一次王元龙回保定探亲时，文麒就领取灯去拜访王元龙。王元龙不仅以礼相待为取灯在本子上签名留念，还专门陪他们兄妹到东大街电影院看了电影《美人计》。王元龙在电影院的突然出现，自然引起一场波动，场内电灯突然大亮，把所有光亮都照射到王元龙身上，灯光也照亮了文麒和取灯。这让取灯有些不知所措，她东躲西藏才总算藏在了人后。但这件事却叫她终生难忘，这使她了解到，世上原来还有这样风光的职业。不过王元龙的风光并没有带给取灯真正的艳羡，她不喜欢这种在灯光照射下的风头。有一次她给父亲写信讲了这件事，向喜读过信后松了一口气，心里说谢天谢地，幸亏你不稀罕灯光这物件。电影院里的灯，杂技棚里的灯，不都是灯么。他还暗自欣喜他对取灯的设计和教育收到了效果，取灯已不再是喜欢登梯爬高的那个小闺女了。

文麟不似文麒那么“活泛”，在学校他迷恋英文和历史，课外迷恋的是西洋音乐。他有一架自动换盘的留声机，他还积攒了成套的唱片。取灯不断从他那里听到一些外国音乐家的名字，文麟告诉取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乐叫《英雄》，第五交响乐叫《命运》。俄国强力集团的首领叫莫索尔斯基。而圣桑的《天鹅之死》并不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文麟少言寡语，喜欢一个人思想，还喜欢一个人到街上吃零食。有时他会背着顺容，带取灯一块儿到街上找零食吃。一块麦芽糖，一把铁蚕豆，一串红果夹着橘子瓣的糖葫芦。文麟吃，取灯也吃。直到文麒文麟都赴北京考入大学之后，取灯还留恋着她和两位哥哥在一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