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大车笨重的木轮辚辚地在那泥土路上滚过。在这无数的马车的夹缝里又有许多挑夫,扁担上挑着一箩筐一箩筐的军火。

人丛里挤着许多白袍的韩国人,一个个都背着一种奇异的A字式的木架,人钻在那框子里,把它架在肩膀上,上面堆满了东西,一袋袋的粮食,一捆捆的军衣、军毯、各种军用品。这种A字架在朝鲜是一种主要的运输工具,号称「朝鲜的吉普车」。

黎明的天空是澄明的淡碧色。东线有战事在进行,可以听见炮声隆隆,和爆炸的声音。几颗照明弹挂在降落伞上,降落得异常缓慢,悬在半空中几乎一动也不动,青荧荧的。

每一辆马车上装载的军用品总有一吨重,黑压压地堆得像一座小山。赶大车的戴着三块瓦的破皮帽子,老羊皮袍子敞着衣领,他们都是东三省人,从他们村子里被动员来了,「志愿支前」。车子和牲口都是他们自己的,说不出的心疼。

军队里的民夫人数非常多,大都是强征来的东北农民。抬担架的排成一个极长的行列,长得出奇。士兵们排着队在他们旁边走,看着实在有点触目惊心。难道今天等一会这些帆布架上会统统睡满了伤兵?也许上级计算错误,征来的夫子太多了。

这支军队是昨天晚上开拔的,走了一夜。行军向来是在夜间,因为避免空袭。天一亮就怕飞机轰炸,这样大的目标,多么危险。但是这条路上挤满了骡车,一来就堵住了,所以走不快。但是一晚上也已经走了四五十里路。中共的军队承袭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传统,是以善走著名的。判断一个士兵是否合格,第一先要问他能不能忍受长途行军的辛苦,其次就要他把-械擦得非常干净。对于射击的准确倒不怎么注意,主要也是因为节省子弹,不大肯让士兵有机会练习打靶。所以到了紧急的时候,动员炊事员医务员上前线,也并不嫌他们外行。

刘荃是营部的一个文工团员,这次前方死伤过多,所以他也一同开赴前线。他到朝鲜来,是自动要求上级把他调来的。要求派到别处去,那是「强调个人兴趣」,什九不会批准的;要求到朝鲜去,却是很快地就批准了。他仅只是觉得他在中国大陆上实在活不下去了,气都透不过来。他只想走得越远越好。他也不怕在战场上吃苦,或是受伤、残废、死亡。他心里的痛苦似乎只有一种更大的痛苦才能淹没它。

他比普通的士兵多穿一件棉大衣,但是也一样佩着子弹带和一只长长的搭裢,腰间的皮带挂着一只布包着的饭碗。扛着-的手臂又酸又麻,自由地甩旧的手臂像秤锤一样沉重。

在半山里新辟出来的这条路,两旁都是一层层的荒废的梯田,再往上看,即是白茫茫的一片晨雾,那高山只是白雾中的一个淡蓝色的影子。到底是身在异国了,他想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有时候的确仿佛时间即空间,隔开了一万里路,就像是隔开了五年十年,过去的那些事已经往事如烟了。

有一辆大车的轮子又陷到泥潭里去了,许多士兵在后面帮着推,还是推不动它。队伍又停顿下来。

背着A字架的朝鲜人把身子往下一蹲,把那木架后面的两根桌腿往下一扳,支在地下,那架子就自归自站在那里。背它的人轻松地钻了出来,倚在架子上休息着,带着漠然的脸色。内中也有老头子,戴着马鬃编的半透明黑色小礼帽,帽子非常小,顶在头顶心。他们一律穿著白布长袍。

「妈的,给谁戴孝,」一个兵士恨恨地吐了口唾沫,轻声说:「跑到这丧气的地方来!」

「又要『说怪话』了,王锡林,」另一个兵士说:「当心挨检讨!」

「你的冻疮怎么了?」王锡林说。

「新发下来的这种皮靴不顶事,还是他们东三省的侉皮鞋好,里头塞上些稻草,暖和得多。」

「脚上全破了,疼得心作呕。」王锡林又往地下吐了口唾沫。

刘荃记得这王锡林有一天深夜放哨回来,曾经向他的伙伴说起他怎样志愿参军的。那天晚上大家寄宿在当地的民家,刘荃被臭虫咬得失眠,恰巧听见他们在板窗外悄悄地说话。王锡林说他是山东人,今年他们村上闹抗美援朝,开大会,村干部预先向他劝说「你要争取第一个参军。」他心里想:他凭作什么要千山万水跑到朝鲜去打仗?为了谁打?他拚着得罪干部,无论如何不肯。后来那干部说:「这么着吧:只要你肯第一个站起来,决不把你派到朝鲜去──派到四川,四川是个好地方。你第一个站起来,村上这些小伙子都服你,知道你是个精细的人,有你带头,自然大家都跟上来了。」王锡林被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昧了昧良心,在这骗局中串演一个角色。大会上号召大家参军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走上台报名。他不知道一当了兵就失去了自由,结果还不是派到朝鲜来了?有苦说不出。心里像吞了一块火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