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第2/5页）

那个保密工地是正修建的战略油库，说是把大山内脏掏空改装油，那是多费劲、多宏大、多富有想象力的工程！

我记得演出队在一条糟得不能再糟的临时公路上走了三天。那条路害得所有人都晕车，五脏六腑都快颠到小腿肚里去了。那条路还特别乏味，除了山在没完没了地重复，其他什么也没有。那一带荒凉得出奇。

到了演出地点，所有人一点演出劲头都没了。头一场演出乱子层出不穷。徐北方多服了“晕海宁”困得睁不开眼，把灯光布景搞得一团糟，有个节目剧情是烈日当空，月亮竟自作主张地升了起末；伊农配了一口漂亮的假牙，端正了吹号口形，可他无论怎样练，号音比他歪着嘴吹的更刺耳。那晚上他的假牙丢了，全队人帮他台前台后地找。演到中间，蔡玲闹起情绪来。她向刘队长告状，说徐北方三年前骂过她，骂她“葛朗台”。队长奇怪了：“三年前骂的，你现在难受什么？”她说刚在车上听了我讲了“葛朗台”的故事，才知道徐北方当年的恶毒用意。团支书赶来给她做思想工作，蔡玲立刻就乐了。乐得上舞台还止不住，因为不知谁把伊农小号盒子上的“请勿倒置”揭下来，贴到酷爱拿大顶的团支书背上。这事让女兵们乐得连演出的心思也没了。

反正那晚上的演出是空前绝后的糟。但观众仍疯了一样拍巴掌。观众没一个女的，摘下军帽，是一大片清一色光头。这地方毫无娱乐生活。我们女兵发现，那些光头盯着我们时，简直虎视眈眈。

我们在工地住下来，尽管是一模一样的节目，每晚都能收获疯狂的掌声。那地方很热，还潮湿。一切都是临时搭的：营房、卫生所、食堂。晚上睡觉，蟋蟀在床下的青草稞里叫，谁扔了件脏衬衫在盆里，第二天衣服上就长出一朵可爱的小蘑菇。最有意思的是：女兵们去上厕所，见几个战士在门口打转，边议论说：“咦？昨天还姓‘男’，今天就改姓‘女’啦？”见我们来了，一群青晃晃的光头溃不成军地跑散开。

就在那样一个地方，我从身上逮住一个最令人难堪的东西。当时我一声惨叫，一手按住肚子，把女伴们全吓傻了。

“怎么了？！”

我焦躁地跺跺脚，仍按着肚子：“谁来看？有个东西！”

她们小心翼翼包围了我。我用极恐怖的声音说：“恐怕是只虱子！”然后我从短裤的松紧带皱褶里，哆哆嗦嗦摸出它来。因为用力过大，它被我捏扁了：“瞧！”我对大伙说。

蔡玲已睡下了，这时说：“拿过来我看，我认得虱子！”但当她注意到众人全都惊讶而异常地瞪着她，她连忙不作声了。她已意识到和这玩艺打过交道是很不名誉的事。

“你看，是不是虱子？”我逼着她看。

她肯定认为我有意出她洋相，用十分仇恨的声音说：“你自己身上长的东西，我晓得是啥子！”

我还逼她：“你认得，看看它是不是嘛……”

她厌烦地嚷：“是是是，肯定是！”

我绝望透顶，顿时“哇”一声哭起来。我的样子傻极了，咧着嘴，哭得完全像个少先队员。完了完了。生虱子，是件顶丢脸的事，就像害那些无法启口的病一样。我哭得全体女兵都浑身痒起来。尽管我哭得那么伤心，也没人敢凑近来劝劝我。

后来我哭够了，一声不响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套上衬衣衬裤、军衣军裤、外加一件雨衣，雨衣上又绑了根腰带。我认为这样别的虱子就钻不进来了。全体女兵都学我的样，大伙就这么直挺挺躺下去。第二天，男兵们都对我说：“光荣啊，陶小童！你看上去怪卫生的……”

团支书劝我想开点。说他小时候，虱子生得太多，逮不过来，就拎起棉裤腿到柴火上烤，等灌满热气和烟，再将裤腿裤腰扎死，往屁股下一坐。一会儿，虱子都闷得差不多了，再往火里一抖，简直像撒把芝麻进去：“噼里啪啦！”

我想，那声音一定令人毛骨悚然。

团支书又对全体女兵说：遇到虱子，非但不能全副武装，而且越穿少越保险，最好做到一丝不挂，他替我们在屋里牵根绳，睡觉前把所有衣服搭上去。

从此我们只好照他说的办了。他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第二天，正当我们差不多脱得精光时，蔡玲“啊”的一声，远比我那声叫得更惨。

女兵们立刻问她发现了什么新情况。

她缩成一团，声音捂在被子里：“窗子上！……窗子上有张大脸！……”

回头时，那张面影已一闪即逝。仅那一瞥，我们已看清是张男性的脸！

“啊！哎呀！……”女兵们语不成句地瞎叫了一气，班长孙煤却套上衣裤，挥手说：“追！”彭沙沙穿着大白短裤就跟她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