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第2/7页）

一切都没有变化。救护车像是先我一步死了。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

“这里离火车站不远！把她抬到那儿去……”有人兴奋起来，建议道。

孙煤这时咬牙切齿地说：“走！抬！”

这回抬可不容易：他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两个瓶子，因为没这些瓶子管子在我身上输入输出，我就得完蛋。于是我们就这样琐琐碎碎地上了路。外面空气很好，它给我一种错觉：我已摆脱了危境。夜里清凉的风使我对自己的生命突然产生了信心。我或许不会死了。所有人都把步子迈得尽量匀称，我不反对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做一次集体散步。

我想，我这短短的一辈子没做过对不住人的事，但我对我的老阿爷可不够意思。我参军后，他从没给我写过信，尽管我给他的信很稠。我在参军这件事上把他给得罪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耍那种手段。

我从十四岁那年碰上那个军人开始，我就铁了心要当兵。我这心思跟阿爷没透露过，跟任何人都没谈过，但我是铁了心的。那年春节，我听说上海有许多部队在招文艺兵，就跑去了。自阿奶故世，父母再不请阿爷去上海吃团圆饭了。总是我两头跑跑，给双方捎点由我瞎编的问候。父亲谈到阿爷时，总是那样苦大仇深；他在单位不很吃得开是因为阿爷那段不过硬的历史。听说阿爷叫什么“伪职人员”，父亲常感到替一个继父背这类包袱很划不来。

到了上海，我就偷偷打听到考场所在。那阵势很吓人的：主考人齐刷刷是一排军人，许多女孩往他们面前一站就成了木偶。好些姑娘都比我本领大，会新疆舞的扭脖子、蒙古舞的抖肩膀。我想，这里到底是上海。和她们一比，我成了乡下人。我穿着一双打掌子的布鞋，在考官们严肃目光下，寒酸地立起足尖来。我穿这双鞋简直像来捣乱的。

我连着几天都在跑考场。最后一位大块头老军人对我颇赏识（他就是后来的刘队长）。他看我跳了一段，说不错不错；听我唱了一段，说还不跑调；但我一开口朗诵，他却说一塌糊涂。末了他爽快地拍拍我肩膀：“小鬼，差不离吧。”

“我能当兵吗？”我还想听一句更明确的话。

“只要政审合格就行了。”

我写下的家庭成员中没有阿爷，为政审把握大些。他叫我安心等通知。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苏州。我记得清楚极了，当时阿爷正独自吃午饭，背朝着门，稀疏的白发仔细梳向脑后，但仍然到处破绽，露出发亮的头皮。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了，这与他在弄堂口挂了半年牌子不无关系。他使体型渐渐变得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我忽然觉得好心情一下跑得光光。怎么能对这样一个孤老头子说出那样的话呢？

阿爷七十岁了，手害着老年性震颤，夹一口菜要经过多次失误才能送进嘴里，而送进嘴里已所剩无几，大部分被他在途中抖掉了。但我回来，他又兴奋得为我夹菜，又为我舀汤，手忙脚乱，把菜抖了一桌子。

我心事重重地挨了几天。有天晚上，我不得不把自己将离去的意思对阿爷讲了．我既绕着弯，又讲得深入浅出，生怕老头儿一下子就听懂，又怕他老也听不懂。阿爷正看报，报纸被他抖得沙沙响。越听我说下去，那沙沙声越吵人。我不得不把他的报夺下来，免得乱极了的心更乱。

“听我说，阿爷。我已经考上了……”

“哦……一个礼拜好回来一趟吗？”阿爷抱着可怜可笑的希望。

“很远的呀。”

“不是就在上海吗？你要回不来，阿爷可以去看你的……”

我说不下去了。从小到大，阿爷印象中的上海，对这个小孙女来说已经远得不能再远；而一个礼拜的离别，对他来讲已是久得不能再久了。

一天一天又飞快地过去了。我终于告诉阿爷，我将去的地方在几千里以外。我说完这话就心惊胆战地等候阿爷的反应，不料他却异样地笑了笑。他这样笑是想表明他不把这话当真，他只当我在胡说胡闹。他或许故意不当真，为的是让我把它当句玩笑忘掉。于是我不敢再讲下去。此后的每天都是这样，只要我一本正经想谈什么，他就用这笑容把我堵回去。阿爷明显瘦了，一望而知，他每天都在极度的惊吓中过日子。就像阿奶死后，父母随时要来领走我那阵子。他知道阻止我是做不到的，可他仍天真地做着；它宁可晚一天证实这种切肤般的离别之痛。

自从那次百般惊险地争到对我的抚养权，他心里基本笃定了，以为孙女一定会陪着他，终生在这座小城里生活下去。他不止一次讲过：“没有你，我还有什么活头。”他没有了书，没有了老伴，只剩下我了。而我一天比一天更坚决地要走。我对他说我这次走定了，谁也留不住我，因为是我自己要走的。我讲得那样肯定，是怕自己的含混给老阿爷有机可乘，给他精神上造一片海市蜃楼，那样更添出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