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北京人这样结婚。

新娘子到了，亲友们也差不多到齐了，于是新房中的那张折叠桌便被抬至了中央，并且张开了翅膀（从方变圆），准备著承载第一次光荣的负荷。

当然，光是新房这样一个空间，一张圆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薛永全老两口的住房，自然也辟为了接待室，并且把那张陈旧的八仙桌，也同时抬到了房间中央。

这并不意味著，薛家这次的婚宴仅仅是两桌的水平——因为这只是第一轮，所请的，大都是至亲好友，或不可缺少的人物；下午两三点至六七点，还将有更多的亲友来贺，其中除执意不吃者外，两边大约总得再各摆两桌，算上当中入席、加菜的人数和盘数，总计要达八桌左右。

参加第一轮婚宴的宾客，在新娘子到来前后己陆续光临。他们当中有：新娘子的“送亲姑妈”七姑；薛纪跃已故大爷的大儿子薛纪奎（即薛纪徽和薛纪跃的亲堂兄）；薛纪跃的大姑妈，大姑妈的二闺女和女婿（即薛纪跃的表姐和表姐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薛纪跃二姑妈的大儿子（即薛纪跃的表哥，二姑一家现在只有他在北京工作）：薛纪跃他们售货组的组长佟师傅（一位四十多岁的瘦弱男子，薛永全认为他对促成这门亲事发挥了作用，特意请来参加吃头轮婚宴）；介绍人吴淑英（潘秀娅的大嫂，她这天并不休息，上午送完货，把“小蹦蹦”暂停在薛家院门口，中午吃完婚宴，下午她还要继续上班）；薛大娘原单位的王经理（一位五十多岁的胖汉子，因薛大娘娘家无人，特请他来代表薛大娘方面的亲友捧场助兴）；薛永全当年的结拜兄弟殷大爷（他比薛永全大五岁，但看上去还相当硬朗），他还带来个十来岁的孙子；当然，还有头一个莅临婚宴现场的那位卢宝桑。

薛大娘只觉得眼睛、耳朵、嘴巴、腿脚都不够使唤。招呼著这个，又迎接著那个；心里纳闷著大儿子薛纪徽为何还不到来，嘴里却大声呼唤著不肯来就席的对门“詹姨”；刚对王经理的到场满脸堆笑，一瞥之中见到了卢宝桑又禁不住笑纹顿消……她真想清点一下究竟到了多少宾客，却怎么也算不准数儿，心里头真是又甜又涩、又喜又急。张罗中劈面遇到了孟昭英，遂发泄地说：“你看看，你看看，就耍我一个人哩，你们倒挺自在——都一边呆著看热闹！”孟昭英知道她这话三分埋怨的老伴，七分埋怨的媳妇，其实全是冤枉。公公何尝不在那里竭诚待客，自己更是手脚不停地忙碌，但在这么个场合也不好同她争辩，便淡然一笑，继续去尽自己为嫂的义务。

七姑以一双锐利的眼睛，衡量著眼前的一切。来宾中有富态的领导干部（王经理），有文质彬彬的知识份子（薛纪跃的表姐夫），有相貌温厚的老实人（薛纪跃的堂兄），这她比较满意，但那“楞头青”（粗鲁的人。）（卢宝桑）是怎么回事儿？那糟老头（殷大爷）又是哪门子亲戚……她心中不免为侄女抱屈——头轮喜酒，怎么就来了这号人物？新房中摆桌子时，她执意要“全桌全椅”，就是不能让桌子一边挨著床铺、以床当座儿，结果孟昭英不得不再临时去向邻居们借凳子。关于是铺著桌布摆席好，还是撤下桌布摆席好，她本来并无定见，但当薛大娘说了声“撤下那桌布吧，那塑胶玩意儿怕烫！”她便立时假笑著，扬声纠正说：“不能撤！瞧那桌布上的大朵红花多喜幸，铺著摆席吧！”她这天原是扮演站在女家立场“挑眼”的角色，这是北京市民婚嫁风俗中照例不可少的一个重要角色。她想到潘秀娅嫁了以后，她那个家族已无女可嫁，因此对正在扮演的这个角色格外珍视，就如一位向观众进行告别演出的著名演员，她既有驾轻驭熟之感，也有“美人迟暮”之慨。“哟——”她又发现了男家一项本不应有的疏忽，立即向薛永全提了出来，“这俩果盘倒挺是样儿的，可那果子能这么摆吗？”薛永全一听就明白她的意思，立即调整五斗橱上的两个果盘——原来每个盘里都各有梨和苹果，无意之中竟隐含著“离分”（梨分）的凶兆；调整为一盘梨一盘苹果以后，似乎便合情合理了。七姑心里也暗暗计算著究竟到了多少人，可人们处于流动状态，她也总得不出个准数儿来。

倒是帮著弄菜的路喜纯，冷眼旁观中统计出了第一轮两桌婚宴的总人数，计：主方六人（应为七人，不过薛纪徽仍未到来），客方十三人；总共十九人中，成人十五人，儿童四人。

薛纪跃在这乱烘烘的场面中，只觉得眼花缭乱，头脑发胀，活象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在了水塘里，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他尽量透过一片聒噪的人声去捕捉答录机中传出的歌声，仿佛那是一根稻草，抓住它多少是个慰藉；但听来听去，不知为什么只有一句“幸福不是毛毛雨”粘在了心上，怎么也摆脱不开……幸福不是毛毛雨，那是什么呢？是瓢泼大雨？他倒宁愿是毛毛雨……唉，这时候要能一个人跑到什刹海去，静静地往湖边的栅栏上一靠，该有多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