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不但当了喇嘛可以结婚，结了婚的人也可以去当喇嘛。

出租汽车定在八点半到。眼下挂钟上已经是八点二十了。为了不误今天的每一个环节，薛大娘头晚有意把它拨快了十分钟，凡事赶早不赶晚。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著胡同里传来的每一种声音——尽管薛师傅早被打发到门口去看望，以防开车的司机找不到这个院门，她还是不放心，总觉得唯有她能最先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并安排好迎亲的一切细节。

薛师傅老老实实地在大门口候著。按说他可以带马扎（X 形折叠小凳。）去坐在那里，或者乾脆坐到大门旁的石狮子座上，反正小轿车进了胡同站起来也来得及。可他不，他微微叉开腿，双手背在身后，挺著脖颈朝胡同口伫望著。这时候从他们那个院门口路过的人，大多是本胡同的居民，有的跟他打个招呼，道声喜，他便笑容满面地点头应著；有的不怎么熟识，人家并不跟他打招呼，只是互相压低声音议论著：“瞧见了吗？老喇嘛给儿子娶媳妇呢！”“嘻，敢情老喇嘛是个『花和尚』！”他耳朵一点不聋，听得真真切切，可脸上仍然保持著宽厚的微笑，心里也并不愠怒。

薛师傅是当过喇嘛。他不明白有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为什么把当喇嘛这件事看得那么神秘。他出生在哈德门（即崇文门）外虎背口胡同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起名薛永全，排行老五。父亲是拉排子车给人运货的，母亲是为绢花行剪花瓣的。对于他们那样一个家庭来说，凡能糊口的事由都是一种职业。他的大哥给人养马，那些马是专为了东便门外蟠桃宫赶会时租给人跑圈的；他的二哥自小便瞎了一只眼，是个“独眼龙”，后来成了乞丐，在乞丐帮的“杆头”（传说清朝康熙皇帝曾赏给北京职业乞丐头领一根雕龙紫檀木杖，正名称“大梁”，俗名叫“杆头”，以树立头领的威信，约束众多乞丐，稳定社会秩序。故后来乞丐头领称为“杆头”，当职业乞丐叫“在杆儿上”。）指派下每天敲著牛胯骨，沿街唱著数来宝：“那边要了这边要，掌柜的吃饭我来到……唉，掌柜的，您别生气，早给一个早早的去！”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嫁给了靠耍“顸胳膊根儿”在庙会上混的人物；另一个嫁给了专往乡下收猪鬃然后再进城倒卖给刷子行的小掮客。这些兄长所做的事，在薛永全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层次中，人们并不以为有多大的贵贱差别，包括二哥的乞讨，既然纳入了“杆头”的管辖之下，当然也算一种正经职业。因此，当薛永全学徒的那家绢花行在竞争中倒闭后，大姐夫给他走门子，使隆福寺的住持喇嘛奥金巴收容了他时，不仅全家为之庆贺，周围的邻居们也只有艳羡与嫉妒：在隆福寺这样的大寺庙中当喇嘛，该是多么好的一种职业啊！真没想到，几十年后，依然是那类家庭的后裔，却全然不能理解那时他们祖辈父辈的价值观念了。薛纪跃就一直不许父亲把当过喇嘛的事讲出去，包括即将娶进门来的这位新娘子，薛纪跃也一再叮嘱父亲不要同她提起这一段——然而，她并不是偶尔一来的客人，她将长期同公婆一起生活，纵使薛永全两口子和薛纪跃绝口不提，大儿子薛纪徽是并不避讳父亲这段历史的，孟昭英更难免在妯娌闲话中提及，又何况还有知根知底的邻居，更何况邻居中又有詹丽颖那号没心没肺而又出言无忌的人物。看起来，薛永全当过喇嘛这段历史，早晚有可能引出点家庭的风波哩！

回忆起当喇嘛时的往事，薛师傅并不感到屈辱，只是觉得悲凉。说实在的，隆福寺里的喇嘛，当年并不受到社会的歧视，只是象他那样的小喇嘛，生活实在清苦。解放后，当他由一个喇嘛变为一个摊贩，最后又进而变为公私合营和国营商场的售货员后，有一回商场的领导找他谈话。那位领导全然不了解喇嘛是怎样生活的，提出的问题，似乎全是从一种简单化的猜想出发，使薛永全感到惊讶；而薛永全那老老实实的回答，反过来又引起了对方更强烈的惊奇。他们之间的谈话有一段是这样的：

“老喇嘛奥金巴是不是常常欺压你们小喇嘛？他打你打得厉害吗？”

“奥金巴从不打我们。他就是教我们念经，带著我们外出念经去。”

“念经的时候他是不是坐一边歇著，主要让你们小喇嘛站著念去？”

“他跟我们一块儿念。那时候阔人家办丧事，一般都要请两三棚经。再阔点的请四棚，和尚一棚、喇嘛一棚、道士一棚、尼姑一棚。最阔的请五棚，和尚加一棚。念经全是坐著念。上午八点多钟一到就念，念一个来钟头，上午三遍，下午一点以后，再来两遍。”

“主家给的钱，你们小喇嘛能得著吗？都让那奥金巴独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