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四、“一号车”（第2/3页）

车里一片沉默。

一连转了三圈后，王华欣这才舒了一口气，他对司机说：“算了，走吧。”

第二天上午，两人又见面的时候，王华欣说：“操，昨个儿喝高了。你看我这鸟脾气，多包涵啊，老弟。”

呼国庆笑了笑，轻描淡写地说：“没啥，没啥。我也喝高过，都一样。”话是很平常的，但这里边也隐隐约约地含着一点什么。

王华欣笑笑，他也笑笑，好像这事就过去了，可那感觉却在心里埋下了。感觉种下了，那芥蒂也就种下了。慢慢，慢慢，在很多事情上，就有“芽儿”生出来了……

后来，每次出门的时候，呼国庆就对司机说：“‘一号车’走了没有？”司机若说：没有呢，王书记还没下来呢。呼国庆就说：那就再等等，让“一号车”先走。司机若说：走了。呼国庆就说：走了吗？那咱也走吧。慢慢，这话就在司机班传开了，越传面越大。在机关内部，私下说到王的时候，人们就说“一号车”如何如何。不久，这话就传到了王华欣的耳朵里，王华欣挺了挺肚子，笑笑说：“一号车就是一号车嘛。”

在常委会上，“一号车”也体现得很充分。每次开会的时候，王华欣总是固定不变地坐在会议室靠北边的那个中间位置上。不管来早或是来晚，他都要坐在那里，时间一长，那个位置自然就成了中心位置。有一次，呼国庆来得早了些，他往靠南边那个中间位置上一坐，招呼那些常委们说：“来来，人不多，凑凑，凑凑。”常委们也就凑凑。过一会儿，王华欣挺着肚子来了，他看了看众人，把茶杯不轻不重地往桌上一放，笑眯眯地说：“你看你们？放个屁都不利索！散散，散散。”常委们也只好散散。王书记这才坦然坐下，宣布说：“开会吧。”

会议室里摆放的本来都是藤椅，一色儿的藤条椅子。可突然有一天，椅子全换了，王华欣坐的那个位置换的是皮转椅，其他位置换的是折叠椅，虽然都是黑颜色的，可这一换，差别就大了。位置上的差别带来了心理上的差别，在议到什么的时候，人们的心理就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到了关键的时刻，一般都是王书记的意见成了最后定论。

为此，呼国庆非常生气。可生气归生气，话却没法儿说。你不能因为一张椅子说什么，也不能为一个位置说什么，说了也只能说明你的涵养差，斤斤计较。要论起来，人家会说，这都是些鸡毛蒜皮，可众多的“鸡毛蒜皮”堆积起来，就形成了一种逼人就范的气势。这就像空气一样，你看不见摸不着，却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有一次，在一个私下的场合，呼国庆无端地冒了一句：“鸟，公社书记水平！”不知怎么的，这话又传到王华欣的耳朵里去了。在一次干部会上，王华欣说：“谁当过公社书记？举举手。”当场就有好几个人举起了手。王华欣笑笑说：“哟，还不少呢。”接着又说，“呼县长，你不也干过乡党委书记吗？”呼国庆说：“干过。”王华欣拉长声音说：“噢，都在基层干过呀！”

这些感觉都是慢慢储备、慢慢积累的，也是潜移默化的。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又把两人的矛盾往前推进了一步，推到了白热化状态。

有一个绰号叫“范骡子”的乡党委书记，在下边干了十年，说起来也是有些政绩的。他想调到县城来，主要是想当副县长。从人事线上说，他是王华欣的人，王华欣平时对他也很好，见面总是骡子长，骡子短的，很随便。可他又转弯抹角地跟呼国庆的老婆有一些亲戚关系。一般县里改选都在下半年进行，可这人下手早，年初就开始活动了。他先找了县委书记王华欣。王华欣说：“这个事嘛，你最好给呼县长打个招呼……”范骡子试探说：“我是不是得表示表示？”王华欣模棱两可地说：“你想表示表示也行……”于是，范骡子就找呼国庆去了。

那也正是呼国庆快要离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范骡子突然到家里来了。他一来，吴广文张口就喊舅，她说：“舅，你咋来了？”接着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显得十分热情。这么一来，呼国庆也不好不热情了，就坐在那儿陪他说话，说了一些闲话之后，范骡子说：“广文，你歇吧。我跟呼县长说点事。”吴广文说：“舅，你有啥说了，外甥女婿，还有啥不能说的？”说着，吴广文就进里屋去了。

范骡子这才说：“呼县长，我是个直人，有啥说啥。我在下边干了十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想动动……”呼国庆笑着说：“有啥想法，你说吧。”范骡子说：“别的也没啥，干这多年了，看县里能不能安排个副职？”呼国庆一听就明白了，他是想当副县长呢。呼国庆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事儿，还早呢，下半年才……”范骡子暗示说：“我知道还早。我就是想早些给你打个招呼，你心里有个数。我已经给王书记说了……”呼国庆一听这话，心里就有些反感，可他并没有表露出来，只说：“好，我记着就是了。”范骡子似乎还想说点什么，可他终于没说。又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