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3/4页）

我没法回答。停了一会儿我说：“有一次梅子把你的情形、还有我们这些朋友的情形告诉了她的父亲。你猜我的这位岳父听了以后怎么讲？他说得简单明了，非常通俗，他说我们是——‘吃饱了撑的’……”

我一句话出口又有些后悔，害怕吕擎听了要骂人——谁知他推推眼镜连连点头：“他说得对，人解决了温饱之后就会考虑怎样活着。所以天底下才有那么多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一旦解决了麻烦也就大了……不过他以为我们仅仅是因为没有经过饥饿的折磨，就把我们看得太简单了。我们和他那一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甚至不怕‘饥饿’——连‘饥饿’都不怕了，这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与他们的不同！”

他说着拍了一下我的手臂：“我、阳子，还有吴敏和梅子，我们这些人与你也不一样。我们与你的最大差别就是没有那样的经历——我们没有平原和山区的生活，没有经受那场人生的折磨。那是最底层的折磨。说起来尽管各自也有那么一点苦痛经历，可我们差不多一直是待在一座城市里，在街道上赖赖巴巴地长大的。这里和那片平原山区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相信这一点，相信它们之间有极深刻的区别。相对而言，我们只在一种非常单一的情绪里哭哭泣泣、打打闹闹。这座城市有时候看上去很大，一条又一条马路拐来拐去，有各种各样的热闹地方，其实它很可怜。它太小了。它说白了不过是大地上的‘盆景’，而且淤满了人性的污垢。这里没有真正的高山，就造假山；与野物打不上交道，就在公园里囚禁各种动物；没有大江大河，更没有大海，就在城里搞起一潭死水，还取名叫什么‘湖’。那些曲折的街道走起来还要迷路，它引着你走上很远的废路，就为了显得复杂和漫长；其实我们只在不大的一个地方兜兜圈子。这些曲折只是一种迷惑，一种假象，目的就是为了自欺，为了让人兴致勃勃地转圈子。这样转来转去，一个人就会放弃登高远望的想法，也放弃了远行的打算……好长时间了，我总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躁、这样不安，后来才知道，我是慢慢看破了这座城市的假象和计谋！我开始渴望，渴望能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放开手脚，走出这个又污浊又渺小的‘盆景’！走得越远越好，走到真正的高山大河那里、走到一望无际的地方去，哪怕等待我的是荒漠和死亡……想是这样想，可真要做到就太难了！一个人一旦真的要走，要换一种活法，就会发现自己还远没有这份胆量，没有这份气魄，身边的拖累还是太多、牵挂还是太多，各种障碍垒叠得像大山一样……但最可怕、最要命的就是，再不走就晚了，现在走也已经晚了——生命是有限的，这就是平常说的‘时不我待’！我一直在咬着牙下这个决心——这个过程拖下来真是苦啊，这就是我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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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得时缓时急，那种内在的急促和焦虑再明显不过。他用力地拍打我的后背，都把我拍疼了：“我们现代人天生是一些不会行动的人，只会纸上谈兵。比如说在纸上几秒钟就可以画出‘一公里’，可真正的‘一公里’是什么？我们真的明白吗？我们只能从心里去感觉它，我们的脚和腿弄不明白。这就是我们与另一些人——真正的人的差别。我有时候想到我的父亲——他一辈子的聪明和智慧都是用来弄懂纸上的那‘一公里’，他从来就没打谱用自己的两条腿去度量那‘一公里’，也不想去弄懂真正的‘一公里’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懂得越多，就越脆弱。他的知识很多，但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知识人就是脆弱的人，也就很容易被‘饥饿’吓住。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个口吃老教授、那个老年讲师。是的，他们在后半生都曾经被“饥饿”深深地困扰。他们崇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在强暴面前也没有跪倒；可是他们却惟独抵挡不住“饥饿”的折磨—— 一辈子与书为伴，过惯了精神生活的人，当有一天要与这一切绝缘、连一片字纸也看不到时，竟是那样难以忍受。这种“饥饿”的滋味也许真的无法消受……剥夺了他们精神劳动的权利，杜绝一切这样的机会，即使是一个真正的勇士，也会被这种“饥饿”折磨得死去活来。他们最后不得不伸手接过一碗馊食……

“听听吧，这就是父亲他们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听惯了，可就是没有听听另一些人的故事，比如山里人的故事。在那些最偏僻、最贫穷的旮旯儿里，就活着一些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一代一代都有自己一套对付日子的办法。他们很穷，待在山窝里受尽磨难，平时却并不比我父亲他们沮丧，结局也没有那么惨。他们甚至很乐观。有人如果认为他们都是些痴呆呆的土人，那就错了。我深信他们这些人当中有真正的智者，他们拥有另一种坚忍和强大，他们像泥土一样不可战胜。这其中的奥妙到底在哪里？我们应该多问问多想想。但是，很不幸，我们是一直漠视这一点的。我们耽搁得太久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才想抓紧时间，准确点儿讲是要找个孤注一掷的机会——彻底甩开那一团污浊，走进另一个世界！这一趟非走不可，因为我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会越来越差，将来想走也走不远了。我们已经耽搁不起了。我整天想的就是这些。我把父亲的手稿一沓一沓找出来，母亲不让动，我就告诉她：我们必须把它放在阳光下晾一晾，不然的话就会霉烂。我小心地一页一页放开，就像山里人晾晒地瓜干似的，把它们晾在院子里。翻动这些手稿的时候我才明白：父亲当年真是‘饥饿’而死——他们后来又允许他译和写了，却不准他署名。他甚至是有些感激地伸手接过了这‘活儿’，就像饿个半死的人不顾一切地接过那碗变质的‘份饭’……结果他还是没有挨过最后的那场大‘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