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版题记

《灭亡》是我底第一次问世的作品,它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写成的。现在算起来已经隔了八年了。最近趁着七版的机会,把它仔细校读一遍,删改了一些字句,交给书店改版重排。我在三四年前就有删改这本书的心思,但是被别的事情缠住,未能如愿。今天看完书店方面送来的校样,心里很痛快,这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了。

然而同时我又起了一点感想。我仿佛又回到写这本书的年代去了。关于写这书的动机和经过,我在《写作生活底回顾》一文里说得很详细。这文章已收在我底《短篇小说第一集》中,不便附印在这里。我当时还写得有日记,但在“一·二八”上海战争中散失了。我还写过一篇《灭亡·作者底自白》,是对于某一些批评家的答辩,里面有一大段话叙述我自己对杜大心这个人物的看法,我现在把它抄在这里:

我写杜大心底思想时完全采取客观的态度,我并不曾把我自己底思想完全放进去。我虽然并不是杜大心底信徒,但是我爱他。我自信我对他的态度是公平的,我写出他底好处,同时我也写出他底弱点。不过象刚果伦君底批评却有点不公道。他说杜大心“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不正确的,他是以工作抑止自己的苦闷,以革命发挥个人的理想”。我承认杜大心“是一个罗曼谛克的革命家”,而且他还是一个病态的革命家。但要说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不正确,就未免太冤枉他了。他之所以成为罗曼谛克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憎恶人类,一是由于他底环境,二是因为他底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发展的肺病。他参加革命是一件事,他以工作抑止自己底苦闷又是一件事。他并不是为了抑止自己底苦闷才来参加革命的。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东西,而有肺病的人更是多感的。杜大心参加革命之后,他不能就变成一部机器。他底环境依然使他苦闷,但是他并不幻灭,并不放弃一切,当然只有拿工作来抑止自己底苦闷了。我当时也曾得到一个国内朋友底信,他说他很痛苦,日来“以忙为醉”。这不也是和杜大心一样吗?至于杜大心底死亡,我以为这是必然的。刚果伦君说:“仅止因着一个朋友的被杀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报仇,……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态度。”这是不错的。不过他如果再深思一下,他一定会明白杜大心底面前就只有死这一条路。一个憎恶人类,憎恶自己的人,结果不是杀人被杀,就是自杀,并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何况杜大心又有肺病呢?复仇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底第二期的肺病使“他开始觉得这长久不息的苦斗应该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事实上在他,也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俄国政治家拉吉穴夫在青年时期中有一个同学得了不治之症,那个人叫拉吉穴夫拿毒药把他毒死,拉吉穴夫不答应,却在自己底日记上写道:“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用暴力毁掉。”他自己后来也自杀了。杜大心“知道他自己在向着死之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当然会采取用暴力毁掉生命的这一条路。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

在初版本的《灭亡》底第一页上我印过一句献辞。我把这本书献给我底大哥,他是对我底智的发展给了极大的帮助的第一个人。现在我删去了这短短的献辞,因为我底大哥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写这本书给他看,想求他了解我,让我安心地走我自己底路。然而我们终于不能了解地永远分离了。

我反复地翻阅面前一页一页的校样,想在这些油光纸上面找到什么东西。我害怕回忆,但是如今我又绝望地求助于回忆了。

暮春的凉风从窗外吹进来,周围静寂无声,夜很迟了。一个人枯坐在窗前写些文章,有什么用处?难道我不能够做一点更有用的事情么?

巴金 1936年5月20日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