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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退休了，结果比上班还忙，几十年班上累积起来的精力一下子放了出来，看得妈妈心痒眼热，找个“浑身头疼”之类的理由，也退休了。我成了没人管的“孤儿”。中国现在的事情就是奇怪，怪得已经快没人觉得奇怪了：青年人在学校规规矩矩，不准乱爱，老头老太跳起Disco，赶找老伴的时髦。五岁的小孩弹巴赫的《d小调序曲和赋格》，二十几岁的大学生赌博、斗酒、弃学、经商。

爸爸说我也应该闯荡闯荡了，他十二岁上就背个蓝布小包裹，读社会这本大书去了。妈妈也只好赞同，说我也应该多去与别人相处。于是我就懵懵懂懂地被送住校。

父母没多少文化，从小到现在，学业上没指点过我什么。父亲只是带我四处傻玩，上房抓鸟，下河摸鱼，告诉我做人要老实。母亲用蒙古人的本能暗示我：什么事要么不干，要干就得干好。给我起了个蒙古小名“满达夫”汉意：“比狗强。”一切却暗合道家的“无为”之治，功法说本应该“若存若失，”“毋助毋忘”。而现在打发我去住校，又应了Maugham对想让儿子成为小说家的有钱太太的忠告：Give him ten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and let him go to devils! 冥冥中，大概真有天助。

早上起来，伸个懒腰，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人呢？），一切都那么有趣，浑身仿佛憋足了气力。今天我得把被子带到学校去。

骑在车上，凉风吹了脸，冷气敷了眼，身子清爽得很，仿佛我这样骑过去，就能骑上天去。脸右边，跟了我的太阳，黄嫩红软，衬了天，宛如打在青瓷小碗里的蛋黄。

街两旁的高大建筑，豆芽菜似的疯长起来，有些昨天我还没见过。塔吊，仙鹤般独脚立着，以其无处不在，证明自己是北京的市鸟。

街上人流里俏生生的背影间窥偶见，想起庞德日本和歌俳句式的《在一个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心里有个冲动：骑过去，看看那些俏背影的正脸。

早晨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直到我骑到学校。

绿漆大门关了，小门开了，表明我迟到了。“叶胡”气势汹汹地戳在大门中央，嘴形能启发家具设计师的灵感，明天弄出个挂油瓶的什么新物件。值周生把在小门旁，递过迟到记录本，让我签名留念。我龙飞凤舞地写上大名，他们一下子认不出来，就夸我的字帅。进了门，我向校长们问好，他们觉着应该微笑颌首，又觉着应该薄怒，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表情古怪。中国的读书人总认为，只有过去才是好的，说圣君必称尧舜禹汤，说盛世必称上古三代，好在死人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争辩，只得任他们糟蹋。同理，作老师也总说学生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过去的同学如何如何好。人总要有个安慰，不过，一个人要是只剩下回忆，是很惨的。也真难为了他们，前世造了什么孽，今世来经受这帮《柏拉图》、《品花宝签》一样读得烂熟的学生。

没想到这件小小的意外竟成了一连串倒霉事的开端。

宿舍楼两层，上女，下男，中间隔一层薄薄的楼板，彼此就成了对方永恒的主题。我把铺盖卷驮到一层标有帮德代号的房间——007室，门被不习惯用手的学生踹得缺鼻子少眼。推门进去，迎接我的是汗球鞋，长毛饼干，发酵蜂王浆混合在一起的一股特殊气味。立刻领悟了，在这种环境下，那种缺鼻子的门才是正常的，暗恨自己多长了个鼻子。没法子，古人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嗅，反之大概也成立，我也只好盼着自己尽快适应。

大致安顿好了，上得楼来，数学老师，即班主任张老师，劈头盖脸数落我一顿，从我的迟到，直至对老师的尊敬，对同学的爱护和对国家的态度，听起来象鲁迅骂人文章的题目——《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张老师早上一定吃了大蒜，嘴和我的鼻子靠得极近。我可怜的鼻子！不由想起姐姐对我的忠告，别人吃蒜，你也得吃，要不然就亏了。当下心中光明澄静，按朱熹的观白法，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问心无愧，俨然一个诚心认错的小学生。

上语文课，老师的眼镜腿上添了条包金链，自己说带着神气。由于穿了件象征四项坚持的四兜儿中山装，对服装大感兴趣，讲《项链》，说西方妇女那种夜礼服，特点是省布，胸开得大，不像我们的衣服只露出个人脑袋。如果不戴点什么，就是麻将牌里的白板。瞥见他青白脸上布满圈圈绕绕的眼镜，我告诉孟寻那是麻将里的“二筒”，不巧，声音大了点，让他听了去。看得出，他决心要找我的麻烦。要从骨头里挑出我的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