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簧（第2/2页）

这样一提出，听众径直热狂化了，鼓掌声比前两次的更高更长，就象始终不肯止息。满场充满着和惠的眼光，我知道听众已经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鹤龄起来，对大众宣布开会，大家才肃静了起来。

鹤龄本是极机敏的人，他做着临时主席把开会的程序执行如仪，于是才又挥我去讲演。

又是一阵狂烈的鼓掌声。

我的讲演怕有五十分钟的光景，详细的语句自然是不能记忆的，但大概的意思却还留在脑里：因为关于这一方面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观的事实至今还没有改变。

我说，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义的人，《新旧约全书》我都是读过的，而且有一个时期很喜欢读，自己更几乎到了要决心去受洗礼的程度。但我后来为什么没有受洗礼呢？是因为我恍悟到了我们中国人没有再受洗礼的必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我们中国人，自生下地来，已经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辈子都是实行着基督教义的。譬如，基督说，你要爱你的邻人，甚至爱你的敌人。有人如要剥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内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脸，你索性更让他打你左脸。这些爱的教义，我们中国人一直不假言说地是实行着的。怎见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们索性便让他租借九龙。有人夺去了越南，我们索性送他一条滇越铁路。有人占领了朝鲜，我们索性奉送以满蒙。我们中国人真真是比任何基督教徒还要基督教徒。基督说：你要积天上的财，施舍你地上的财。有钱的人想进天国，比骆驼想穿过针眼还要难。我们中国人呢？那是把地上的财老早抛得一干二净了。银行、矿山、铁路、邮政、内河航业、内海航业、工厂、商场……凡是可以生财的产业，没有一样不已经抛得精光。我们中国人大家都瘦得来象一条线了，天国的门不怕就只有针眼那般大，我们是已经有充分的资格穿过去的。

我尽力说了一番隔的理论，大大地受了听者的欢迎，笑声，掌声，轰隆地不绝。

我最后是如那位魁梧的司会者之称邓演达为“革命伟人”一样，我称司会者为“传教伟人”。我说他以中国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双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还要基督。不过，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汉口，犹如基督是钉在十字架上，不能施展他的天才。他应该是往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那些地方去，让那些地方的“骆驼”充分地缩小起来，可以“穿过针眼”。

说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把讲演作结。

“传教伟人”委实是一位魁梧的“传教伟人”。他乘着我把话讲完了便又向着听众赓续致词。

他这次特别恭维起我来，说我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雄辩家。然而我之所以善于雄辩，是因为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信徒，所以要“请大家信仰基督，才能有这样的雄辩”。

这次倒把李鹤龄恼杀了。我的演说是客气的隔，鹤龄于是便也开始演说起来，他是率性不客气的不隔。

他说，中山的信教是他早年的事体，他一生教人革命，却不曾教人信教。宗教是怎样的东西，是怎样害了中国，是怎样和革命不能两立，而一些吃基督教饭的骗子是怎样胡说八道，东拉西扯，当场便是证据。他以他那从巴黎练习回来的广长舌，滔滔地卷了一个钟头，说得那位司会的“伟人”实在有点难乎为情。

接着鹤龄又叫听众起立，唱《国民革命歌》。

那简单的《国民革命歌》自从北伐军入了武汉以后，早就是传遍了的。鹤龄一提头，几乎满场的人都合唱了起来，连那位弹风琴的教会出身的女音乐家也把那简单的乐谱伴奏了起来。

接着是高呼口号，鹤龄喊一声，听众也跟着喊一声。他喊出“反对文化侵略的宗教政策！”的时候，右手最前两排的教会女生们似乎响应得特别高，她们就好象一向受人欺负，今晚才得到机会要图报复的一样。

口号一喊完，在无数的万岁声中热狂了的群众象溃了堤的海潮一样向会场外涌去。

“伟人”这才张皇起来了，带着哀怨的声音高叫着：“请大家别忙走，我们还要做祈祷，还要唱赞美歌啦！”

群众中只听有人在叫着：“要什么祈祷！要什么赞美歌！不唱了！不唱了！”

真的，想挽回那既倒的狂澜，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够。

1936年6月4日夜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