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胜利 ——我读《半生为人》

高尔泰

一

近读《半生为人》，感慨万端。

这是一个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那些“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的、“早已溃不成军的反叛者们”失败的初航。不是重新结集的号角（从来没有过一支严密的队伍），不是再度出发的战鼓（所谓战鼓只属于那文字还能召唤人们的时代），只是在历史潮流的涨落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只是一个瘦小、纤弱、坐过牢的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给亲人和朋友们送葬以后，带着一个孩子，在绝境中挣扎过来的苦难历程。

没有凄厉的绝叫，没有剧烈的抗议，没有深长的悲叹。万千心事，凝成了这么一本，如此忧伤又如此美丽的意义之书。如同天问，如同长歌当哭。

我用“忧伤”一词，作者未必认同。我所谓的忧伤，是指人对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诞残酷的年代，还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吗？有的，那就是叛逆——意义的追寻。荒诞残酷中的意义，就是对荒诞残酷的抗争。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寻，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这种人际关系，在商业时代已经不可想象。

这所谓憧憬，可以说是一种思念的情感。直接的是对那些初航时分曾与并肩的水手们的思念；间接的是对一种被理想主义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念。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一种更高人生价值的思念。由于那种照亮生活的理想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现在已经杳不可寻，所以这个思念，或者说憧憬，就成了我所谓的忧伤。

以忧伤为基调，也就是以情感为主导，只听从心灵的呼声。这样的书写，只能是个体书写。不服务于任何共同主题，也不受制于外来指令或需要。因此个体书写，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差异和多样性，各有特点。

徐晓此书，就不同于“孤岛张爱玲”那种。张爱玲面对的是无数细小虱子（“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虱子”）。徐晓面对的是一头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不仅面对，她还要抗争。以致她的个体书写，只能是一种群体意识笼罩下的个体书写。意识领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碰撞，使全书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张力结构。情感主导的张力结构，作为符号，更像是诗，而不是戏剧。这是本书的特点。

我读《半生为人》，像是读一首长诗。幸福或者意义都只能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得之。人在无过程状态中对于过程（幸福或意义）的憧憬，具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对于已经逝去的“意义”的思念，首先是一种对于当前强权横行无忌人们唯利是图的现实的逃避。真要回到从前，那份残酷惨烈，没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换得，那种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说意义）也罢。

所以我说，这是一首忧伤的长诗。说来矛盾，正因为如此，我读此书，一方面是切肤之痛历久长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慰藉，甚至鼓舞。为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即使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的残酷惨烈之中，也能创造出如此美丽、如此有意义的人生。难免要想一想，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二

这本书，比之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没那么波澜壮阔。比之于齐邦媛的《巨流河》，没那么源远流长。但书中的人们，各有其心灵的而不是履历的自我，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他们在共同的宏观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微观心理，另有其多维的广阔和纵深，标志着“个体”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个，智力在暴力面前、群体在唯一个体面前双重失能的时代，要透过无数被工具化、数据化、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发现个体的存在更难。

在无数没有面孔的“人们”之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一个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长大的少先队员。由于绝对真诚，全部自我都与那革命的神圣同一。后来发现了神圣的虚假，同样由于绝对真诚，又不自觉地与之疏离。疏离的过程，是苦难的历程：

“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经抗拒过这种疏离的意识，为了不能坚持“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甚至说“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生出一点儿向往……而当你咔嚓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