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袜子都抽丝了简妮一仆二主

很多事情，都由毕卡迪先生来吩咐简妮，简妮一仆二主。毕卡迪先生有种防贼似的机警和狐疑，他吩咐简妮做事，从来不将整个事情完整地教给她，让她了解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他总是把一件事分割成好几段，让简妮搞不清自己在做什么。她只能当他的工具，而摸不到他的脉络，学不到他的本领，抢不了他的功劳。他会路过简妮桌子时，走到她的电脑前检查她在电脑上写什么，是不是偷懒。简妮心里窝火，但她不敢发作，甚至不敢表达出不满，她生怕自己再生事，更将Tim推远了。她并不想破罐子破摔，她第一不是破罐子，第二根本摔不起。她看毕卡迪先生将她零碎准备好的东西巧妙地拼装成完整的报告，直接送到Tim的办公桌上，将她晾在外面，看他将从电脑上发给自己的指导无一例外的CC给Tim一份，让老板看到他是如何指导和帮助简妮，多么有亲和力，贬低她的智力，简妮恨得心里骂他是天生的，祖传的狗腿子相，洋奴相，但她到底不敢表示出不满，她怕自己被完全孤立。

自从王建卫和简妮吵架以后，人前背后叫简妮“买办王”的人多了起来，简妮能感到他们的敌意。连保洁的阿姨都敢当面要求她注意将废纸放进废纸篓，不要扔在废纸篓旁边的地上。就连管文具的前台小姐都敢纠正她的英文，她去要便条纸，一时说了句：“要个Sticker。”她都会抓住简妮的把柄，绊她一下：“我这里只有Post-it，没有Sticker。”

简妮对这突如其来的众叛亲离很困惑，她不知道，这是因为她得罪了王建卫，还是因为她得罪了Tim。看着事情象泛滥的洪水一样，越来越不能收拾，简妮真是又害怕，又伤心，束手无策。她第一次没了底气，从前即使担心自己被家庭出身拖累，被外地人身份影响，都没有过这种心虚，她觉得自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简妮开始害怕到办公室上班了。她开始抽劳拉剩下来的那包美国香烟。她能想象得出，劳拉在挪顿的痛苦，甚至能想象出劳拉在小公寓的窗前，独自抽烟的心情。劳拉心里也充满了自己一样不好的预感吧，以及阴沟里翻船的不甘心，恶心，前途茫茫的害怕和孤独。劳拉打过一个电话给简妮，留言在电话答录机里，但简妮却没有回电话。劳拉从来没打电话过来给简妮，也许她不愿意用这个曾经是自己的号码。这是简妮非常理解的心情，她想，要是自己，恐怕也会这样的。所以，劳拉的声音出现在小客厅里时，简妮吃了一惊。她猜想劳拉知道了自己的处境，才打电话来的。不论劳拉说什么，她都不愿意听到。简妮当时就将劳拉留下手提电话号码的留言消除了，然后，独自喝了劳拉留下的咖啡，抽了劳拉留下的烟。有一天开会时，她突然闻到自己嘴里也有了烟臭，与Tim讨厌的中国司机嘴里的味道很接近。但中国同事肩膀上的头皮屑，却真的日见干净起来。

大老板带来了他的助理，一个留着一排重重刘海的中国女孩。她保留了自己的中国名字，叫倪鹰。简妮想起来，劳拉曾经告诉过她，每次大老板到上海，对Tim的秘书来说，都是一次灾难，因为Tim汇报的文件和资料必须非常仔细。“那个助理，简直是个雷达。”劳拉说过。当时对简妮来说，挪顿的亚太大老板和他的助理，太遥远了。她只记住了劳拉说的话，还有在劳拉脸上出现的又怕又恨的服贴表情。大老板和他的助理一到上海，就开始开会。整整十个小时，不吃东西，光一瓶瓶地喝水，喝咖啡。桌子上每个美国人，都满脸正色，不敢怠慢。会议中，简妮记录下来的重点，几乎都是这位倪小姐指出的。她处理问题十分干脆利落，而且一针见血。象助理要做的那样，许多丑话都由她说出来。她的英文里有很重的湖南口音，她发不好“r”这个音，但她总是能将那些丑话说得既准确，又直接，而且说得充满了逻辑性，让人不得不痛苦地接受。她虽然是个长相和打扮都很平常的年轻女人，但她身上洋溢的自信和一往无前的锐气，她与劳拉不同的地方，在于她的锐气是建立在沉着和合作的态度上，而不是挑剔和严厉。

简妮听说，倪小姐将要从总公司外放到香港分公司去做销售总监，香港是整个东南亚的轴心，所以，这个销售总监可以说比Tim的位置还要重要。毕卡迪先生猜测，这是因为她一直以中国通的身份自居。倪鹰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很谨慎，她认为中国是个平均主义的国家，所以它的经济起飞里有极大的风险，很可能会引发穷人的革命。所以，不能象在美国市场上那样做天长地久的打算。她似乎有不少在中国大陆要害部门工作的旧同学，总是能得到中国最新的情况。当大家都对那些政策一窍不通的时候，她已经可以分析它们的原委和将要产生的影响了。她还有一些哈佛商学院的同学在香港其他美国大公司的亚洲总部工作，她的人脉很广，左右逢源。掌管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大老板十分器重她，愿意听她的意见，她是挪顿公司海外市场升迁得最快的中国人。简妮想起了格林教授的书里对东方买办在东西方交流上的“水闸”作用的说法。倪鹰有美国人的方法，还有中国本土的背景，她就是现成的水闸和桥梁，她就这样走向成功。她英文口音的好坏与这相比，根本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