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与未来（第2/15页）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建立多党制的努力失败了，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大系统上，安置着一个高度西方化的、从工业文明社会直接移入的政治体制，导致本土政治生态条件对西方制度产生排异反应，令中国陷入“淮橘为枳”的困境。

与“多元民主制度普适论”相联系的，是自由派普遍具有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思维。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就是指用道德标准来衡量那些本来并不能用单纯的“道德”来评价事物的思维方式与态度。在1950年代后期，相当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既然多元民主政治是普遍适用的良制，为什么当政者不愿意采取这样好的民主制度？并认为，这只能从当政者的私心上来解释。在自由派看来，拒绝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制，就只能是动机不纯，或不愿意放弃有权者的既得利益，拒绝分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与制度。这就被认为是道德层面的正邪问题，而对于不道德的力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民主的胜利。这里面实际上隐含着道德优越感为基础的“非正即邪”的不妥协的激进主义。

随着“价格闯关”的挫折与“官倒”引起的社会不满加剧，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又使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焦虑感进一步升级，民间自由主义思潮也日益趋向于激进化。当年曾有一张大字报这样写道：“这是最后斗争！成功了，伟大美利坚合众国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失败了，我们就会陷入印第安人的第四世界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受这种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人都怀抱这种西化的教条主义与激进的观点，但这种思想体现的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非白即黑”、“非正即邪”的简单直线思维。激进的西化自由派怀抱着一种浪漫的激情与理想，要求实现在他们看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的好的民主制度。一旦受到挫折，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悲情与激愤情绪。应该说，酿成八九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思潮角度来看，它与民间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走向悲情化并与威权政治发生剧烈冲突有关。

1990年代自由主义走向温和化

1990年代中期，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出现分化，主流走向理性务实与温和。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苏东事件以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自由派进行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休克疗法”，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苏联、东欧经济滑波与严重的社会脱序，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激进自由理念的重新反省。人们也逐渐认同了体制内渐进变革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合理性。其次，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执政党在市场经济方向上的改革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迈出了更大的步伐，1989年以后，知识分子最担心的那种前景―反改革的原教旨教条主义政治复辟―并没有在中国出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的“反左优先论”，成为当政者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稳步推进，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现行权威政府的态度，从反对、疏离开始走向了认同，已经不再抱有原来那种强烈疑虑与对立情绪，认同了执政者在经济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这种转变为民间与政府的新的合作提供了前景。再次，1990年代中期的利益分化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同样也是得益阶层。自由知识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人，在非政治的民间空间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获取经济利益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新机会。一位自由派人士后来说，中国这样的发展态势很好，美国也不要对中国逼得太紧，中国经济这样慢慢地进步，民主、自由也会慢慢地发展起来。此外，1990年代以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开始接触到哈耶克的比较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理论。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对外开放大潮的出现，1980年代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卢梭的“不自由，毋宁死”的激进的观点逐渐被抛弃，1980年代中期以来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执政者之间的紧张得以缓解。

当今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角色

应该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自由派，已经与1989年街头激进的自由派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自由派人士，有时会表达出更激进的另类观点。1但主张温和理性的自由主义的人士渐渐在这一流派中占据了多数。他们积极推进中国融入世界，支持经济全球化，强调人权、民主与自由，支持政府的改革开放。虽然他们对政府也时常抱着批评的态度，但基本还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