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 八大社会思潮的基本脉络（第4/6页）

我要特地讲一下华炳啸，他是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出了一本书叫做《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言说》，56万字，他说用了10年。他说自由主义有利于强人富人，不利于穷人。他不赞成自由主义。他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一党领导，坚决反对多党制。同时，他又说宪政不分姓社姓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全民民主，那种以为经济发展成功，就可以永保统治地位，是自欺欺人。他提出10个政治改革措施，一是全党最高权威机构是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两个机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互不隶属，互相平行。二是全国党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总书记候选人两人。由于总书记又是国家主席，国家主席须由全国人大确认，因此这两个总书记候选人应该到全国人大代表面前竞选，通过投票，获胜者担任国家主席，同时自动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总理也应当由全国党代会选两个候选人，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竞选，选出一个获胜者。三是官员不应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每个人大代表都应经竞选产生，等等。他开出的药方，与目前国情结合比较紧密。从以上情况来看，民主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基本上是在体制里面，共产党内。

第五，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第一次起来是1970年代末。当时邓小平思想和自由主义有一个“蜜月期”，这就是打破思想禁锢，打破僵化，打破精神枷锁，倡导思想解放。自由主义支持思想解放，支持农村改革，支持个体私营经济，支持改革开放。但当时文化禁锢已久，闭关锁国多时，相关著作很少，所以自由主义缺乏理论自觉。再加上80年代两度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所以在80年代没有人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八九风波之后，自由主义陷入低谷。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左派讨伐改革开放，狠批了自由主义。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思想解放运动重新掀起势头，自由主义再度浴火重生。这一次复起，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亮明了旗帜。当时很多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吴敬链、厉以宁、董辅扔等人为推动倾向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目标之后，学界就市场经济和国家体制的关系，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的关系以及与法治的关系，展开了深人探讨，形成了建设法治国家、小政府大社会、推动宪政等一系列自由主义的共识。这个时候的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觉也不断增强，因为经过80年代的翻译大潮，知识界重新吸取了世界思想资源。当时老左派反对发展私营经济，对市场也持有负面看法，给执政层造成很大压力。执政者有必要借助自由主义来平衡当时的左派政治力量。自由主义获得了一个生机。9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以学理形式公开登台。李慎之开头炮，还有徐友渔、刘军宁、朱学勤、秦晖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阐述自由主义。当然，也有人说秦晖是民主社会主义，有人说他是自由主义里面的左翼。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张陆续展现出来，基本概念是宪政民主，保护私人财产，保护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

自由主义在这一阶段的扩展取得了成果。比如十五大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另外，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也成为社会共识。后来修改宪法，把保障人权也写入宪法。这些都是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的。当时，经济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一度进入决策中心，对于当时发展市场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后来自由主义又遭遇新的困境。首先是1998-2002年国企改革下岗职工3500万，很多人成为弱势群体，下岗人员对缺乏法治和民主的市场竞争产生反感，滋生一种反市场反竞争的情绪。国企买卖过程中有很多“黑箱”作业，私相授受，更加剧了弱势群体对市场的不满。再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分化，造成的杀伤也很大。第三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西方经济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理论遭遇重创，国际左翼力量上升。当然，更为根本的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空间一直受到压抑，这是总体大环境。你强调宪政和法治，就会导致权力者的权力缩小，这当然在一些当权者那里引起反感。这些因素使自由主义再次陷入困境。

自由主义的韧性很强，有起有伏是常态。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般认为是从1997年汪晖发表的有关现代性问题的长文开始的，但实际上是1995年刘东和雷颐在《二十一世纪》发表了批评崔之元和甘阳的文章开始的。我这本书里介绍了这次争论，也是做了一个历史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