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第2/3页）

再比如，在欧美，力主改革的往往是左翼。但在中国，情况恰相反。又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欧美归于左的一路，在中国却被说成是右。限制自由，限制工会农会的活动，在国际上常常是右翼作为，在中国被看成左的主张。中国有人主张按照国际划分方式重新厘定中国的左和右。但中国的左右分野早已约定俗成，尽人皆知。一提左右，大家都知道你在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打乱重来，更添混乱。

本书是按照中国目前区分左右的标准展开评述的。

五

曾有一个流行的理论说，什么是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把将来才能实现的东西拿到现在来做，在行动上冒进乱斗，这是左。落在时代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这是右。

这个说法显然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多次代表大会都庄严承诺，将来一定会把中国建设为“高度民主”的国家。为什么左的势力不把民主搬到眼下来做呢？

中国的左到底是什么？高放在《左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众多消极因素成为滋生左的思潮的肥沃土壤。大量自然经济的手工劳动小生产、农民的平均主义、君主专制主义、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级制、家长制、个人崇拜、官僚主义等，都使左的东西更加根深蒂固，更具群众基础，并成为左的历史根源。”1

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向后看的。左的势力所主张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疑是落后的东西，毫无“将来性”可言。

汪晖在《现代性问题答问》一文中曾经谈到左对自由权利的压迫。他说：“就以人们普遍关心的自由权利面临的危险而言，20世纪的历史证明，它既来自右的方面，如4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也来自左的方面，如斯大林主义和当代中国历史中的让人难以忘怀的悲剧。”2

综合以上两种意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的左，是压迫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东西。

六

萨特在20世纪60年代说，左和右已经是毫无意义的空壳了，左和右不再具有分类价值。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诺贝尔托·博比奥在2010年最新版的《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一书中说，直至今天，左和右的区分不但没有废止，而且还相当广泛地深入人们生活中。这个说法站得住脚。比如，2011年9月，丹麦选出第一位女首相赫勒，中外媒体都称她是左翼，会带领丹麦“向左转”。

2011年10月17日，法国社会党选出该党参加2012年大选的总统竞选人奥朗德。法国媒体称他为左派，中国媒体也说他是左翼。能不能想象全国所有的人对复杂的政治思想问题都持同一种意见？显然不可能。有意见分歧，自然要分成派别。分成派别，就要用简要的词汇概括，左和右就是这样的字眼。当然，用左和右来描述政治见解的区别，来自一个契机，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同观点的议员，分别坐在左右两侧。用座位排列的空间概念区分政治观点，纯属偶然。但是，这个说法一旦沿袭下来被人们接受，就形成定式，不易更改了。左和右具有描述性意义和评价性意义，正如很多政治术语一样，左和右不那么精确。另外，左和右争执的问题不断更新。一些冲突不再重要甚至消失了，新的冲突出现了。比如西方现在的左和右不再向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争论民主和共和问题，而是争论移民问题、堕胎问题、税收问题、社会福利问题、政府干预程度问题等。

七

春秋战国和五四运动时期是文化大突破、大发展的黄金时期。至今人们回忆起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仍然充满自豪。众所周知，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百家争鸣，思潮活跃。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诸子百家，然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思想原创力逐渐枯竭，一直到清末，中国思想没有越出先秦的范围。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构建有利于思想创新的宽松环境，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经途径。

当今中国各种思潮的交流、交锋、交融，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新气象，也是软实力喷涌的源泉。因此，贯彻“双百”方针，减少行政干预，避免用权力代替思想、压制思想，促进各种思潮健康发展，并且形成制度化的竞争环境，实乃当前文化改革的要义。

八

本书部分内容，曾以专栏文章形式，在2010年7月至2011年3月的《经济观察报》连载并上网，引发海内外反响。余英时、郑永年、葛兆光、王辉耀、徐友渔、雷颐，以及博源基金会的秦晓、何迪均对此项研究给予肯定，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作者在此表示感谢。另有一些台湾读者阅读之后，发来邮件讨论。其中，一位署名渔父的读者来信说：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江亢虎、张君励等人就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即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希望在相关章节中补充进去。我回答说，文章评述的大陆八种思潮起止时间，大体上是从1978年到2008年。部分章节为了理清脉络，在时间的前后节点上有所突破延伸，但也以这30年起伏变化为主。这一点，也应向本书读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