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一些研究人员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非常模糊。如正林、梁东和梁磊这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城市漂着，身份证的户籍还是“吴镇派出所2号”和“梁庄×组×户”的年轻人，他们究竟属于哪一类？难道他们不是“80后、90后，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的位置完全符合这一界定，但他们又不是。
这一身份的迷惑似乎不重要，但在这个时代，它却又结结实实地充塞在梁东的心灵和现实生活中，无法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