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有棵树（第3/3页）

现在打工，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工，基本上都是一家一家的，夫妻俩在一块儿，男的搞装修，女的干个零工，每天在河南村南门下等活，一天也能挣个百八十块钱。春节大部分都不回家。把娃儿接来，过个年。回家花销大，再说，人情也淡了，觉得回家没意思。爹妈是管不了了。你不知道，现在农村人情可淡薄，爹妈老了，可怜得很。许多人被送到养老院，不是孝顺，主要是不想管，也没有时间管。

在北京的郊区，尤其是像河南村这样的城乡结合部村庄，我见到很多如青哥这样的出租屋。几将废弃的房子，主人简单收拾一番，或者，就在自己院子的空地里，临时搭一些简陋的板房，出租给打工者。

在温泉村，我伯父的儿子红义哥的出租屋盖在房东后院辟出来的一个小空间里。一间低矮的十几平方米的石棉瓦小板房，红义哥在小板房内用一个旧柜子从中间隔开。后面放一张床，作为夫妻俩的卧室；前面放一张沙发床，是十六岁闺女住的地方。紧靠板房，一个更低的小棚是厨房，那是个两平方米左右、用几块长条型薄木板和石棉瓦搭成的窝。

后院的另一端是主人家大狼狗的窝，窝的高度可比红义哥的板房。从前院过来，必须经过这个狗窝才能到红义哥的小房子。每次从那里走过，那条黑色的狼狗就拼命地挣着链子，发出凄厉、低沉的嗥叫。

那间房一月一百元房租。价格很低廉，因为红义哥是熟人。红义哥在温泉村住了二十几年。他骄傲地告诉我，他认识所有温泉村的居民，温泉村的居民也都认识他，都叫他“老梁”。

2012年7月1日，红义哥带着老婆来我家。他得了“网球肘”病，是厨师的职业病，两个腕因长期用力端锅、炒菜而无法抬起来。电话里他告诉我，他准备回梁庄，歇几个月。见面之后，他却告诉我，他已经应聘了另一家餐厅，第二天就要去面试。短短几个月中，他瘦了非常多，从180斤掉到了130斤。我问他怎么回事，手都抬不起来了还要去工作，不是说要歇一下吗？他笑着说，歇啥歇，哪会敢歇？只要不死，都得干下去。刚好他也不想在那家餐厅干了，就以这个为理由把工作辞了。他的胳膊看起来还很正常，但却不能往上抬，尤其是不能拿重物。吃饭中间，他不停地往吴镇姐姐家打电话，安排他的两个孩子来北京的事情。他的一双儿女，十六岁的女儿和十四岁的儿子，在吴镇上初中，寄宿在他们的姑姑家。红义哥告诉我，温泉村未来一两年要拆迁了，他的房东至少能得到几百万元赔偿款。在温泉村住了二十年、熟悉温泉村一草一木的“老梁”，也要考虑搬家了。

青哥的房间有一种显见的匮乏。这一匮乏是属于个体生命的内向而又舒展的东西，是作为一个人所应该拥有的悠闲、丰富。一盆花、一幅画、干净的地面、整齐的床铺桌椅等等，都可以看作人对生活的信心和内心的某种光亮。青哥的房屋显示了他这一层面的枯燥、封闭和压抑。他被剥夺了，或者说自我剥夺了除挣钱之外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切，哪怕最微小的那一点。完完全全的枯燥，没有一点空间和亮光。他在这个城市，仿佛一个小偷，不光彩地偷一点钱，没羞没耻地生活。他的小屋就是这一不光彩存在的表征。

“前面还有棵大树，一到夏天还怪凉快。”聪慧、细腻如青哥，他懂得最微妙的感情。他看见了那棵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