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第2/3页）

羞耻是什么？它是人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一种非合法性和公开的被羞辱。他们的存在和形象本身就是羞耻，他们被贴上了标签。

但同时，羞耻又是他们唯一能够被公众接受和重视的一种方式，也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争取到权利的方式。媒体为那些矿难所选的照片，每一张都带有巨大的观赏性和符号性：呼天抢地的号啕，破旧、土气的衣服，乞怜、绝望的表情和姿态，满面的灰尘，这些图片、表情都是羞耻的标签。河南矽肺工人不得不“开胸验肺”，虽然现代医学早已能够通过化验来证明矽肺。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诉失败，使他明白，为了得到自己的权利，他必须选择羞耻的方式，必须如此羞辱、破坏、贬损自己的身体。否则，他得不到公正。

他们作假、偷窃、吵架，他们肮脏、贫穷、无赖，他们做最没有尊严的事情，他们愿意出卖身体，只要能得到一些钱。他们顶着这一“羞耻”的名头走出去，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羞耻，他们才能够存在。

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像他的父辈一样，拼命抱着那即将被交警拖走的三轮车，不顾一切地哭、骂、哀求，或者向着围观的人群如祥林嫂般倾诉。那时，他的人生一课基本完成。他克服了他的羞耻，而成为“羞耻”本身。他靠这“羞耻”存活。

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让二哥帮我请民中和他的父亲到一家小饭馆吃饭。他父亲早早就来了，端着酒杯不停地敬，不停地喝，一会儿就有些醉了。九点左右的时候，民中才到，他不是来吃饭，而是来接他父亲回去的。一看到他父亲的神情，他就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夺过父亲手里的酒杯：“走，回家，天天喝，早晚都要喝死。”二哥在一旁说：“咋，民中，架子还怪大呢，请都请不来？坐下，喝两杯。”他坐了下来，低头玩起了手机。

他始终没有正眼看我，好像我是他的创伤，一看我，就印证了他的某一种存在。我给他拿筷子、放碗碟，又倒了一杯啤酒，殷勤、巴结地放在他面前。他的手伸出一下，微微挡了挡，抬眼半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睛，继续翻看他的手机。大概坐有十分钟的样子，他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他的小兄弟出了什么事，要他过去帮忙，他对电话那边说，别着急，先稳住，我马上过去。他的声音带着点霸气，冷酷、镇静，一边说着，一边随手端起啤酒，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他站起来，说有事要走。

我也站起来，说：“民中，那就再见吧，我明年再来看你们。”像一个唠叨而又无力的人那样，我又补充了一句，“你要好好的。”

他的嘴角牵起一个诡异的微笑，说：“什么好不好的，再见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他看我时的眼神，是另一个世界的眼神。我无法进去，也无法打破。

《华商报》的记者朋友始终没有回信，估计没有什么希望。但想着既然说了，不问也不好意思。要走的前一天傍晚，我打了一个电话。记者告诉我，他去找过他们报纸新闻部门的人，对方说这事儿太普遍了，没有报道价值，没法派人出来。但是如果亲戚老乡有重大情况，他可以以私人身份帮忙协调。我说，那没关系，那些人没有我的亲属，我的亲戚已被抓过了。

在一旁的二嫂说：“电视上《都市快报》都报过好多次了，该是啥样子还是啥样子，确实没用。大哥的车被抓之后，给人家打过几次电话，人家说来，一直没来。”

放下电话，我竟也有如释重负之感。真要让我带着他们一个个去找这些“肇事的”三轮车夫，去问各自的情况，恐怕还得羁留两天。我似乎已经有些不耐了，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应付可以想见的一系列麻烦。

早晨五点半。小雨淅沥。二哥和二嫂已经从住处走过来，穿着黑色的大胶鞋，披着雨披。他们推着三轮车，送我们走后，还可以去拉早晨的活儿。下雨的早晨，是他们拉活儿的好时候。我和他们一起走出“如意旅馆”，沿着有些泥泞的小路往街外走，卖早点的小铺已经开门，门口两个漆黑的巨大炉子已经升起旺旺的火，锅里面的油翻滚着，老板娘的脸在这雾气中隐约闪现。雨在檐前滴答下着，滴在同样黝黑、油腻的地面上，往堆着垃圾的街道上滚落。拐几个弯，经过二哥家，经过黑色的网罩起的街面，经过垃圾巷，走过长长的生锈的钢材街，我们和二哥、二嫂分手。二哥、二嫂跨上三轮车，他们要在华清立交桥下拐个弯，才能到另一边。在三轮车的突突声中，他们的身影有点晃动，并且模糊不清。我看着他们在拐角处消失。

我们开始了回程。上华清立交桥，走约两公里的样子，来到浐河上的一座桥。我们下了车，站在桥上，看清晨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