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活变成艺术（第2/3页）

一九八五年，在作家朋友们的帮助之下，我的作品终于得以发表！我没有料到会如此的顺利。这并不是说我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信心（其实我是信心很足的），而是我对形势的估计还没乐观到这个程度，本来我估计至少要等五至十年。到了一九八六年，刊物上面就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对残雪作品的评价，向我约稿的人多起来了，形势对作品的数量有了要求。我自己的内心也很急迫，我觉得我要写，我一定要写，我已经憋了这么多年了，要赶快写啊，谁知道形势会怎么样变呢？于是业余时间成为了一个问题。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我开始“退居二线”，将缝纫工作全盘交给丈夫去处理，自己只煮煮饭，管管儿子。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我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在文坛上造成了影响。至此写作已成了我生命的目的。随着年龄增大，身体似乎不如年轻时那么结实了，我每天要花大量时间搞运动，以维持创作的状态。“人心不足蛇吞象”，这时我想，如果弄一个专业作家当当，为家里减轻负担，对创作不是更加有利吗？据说现在文坛上有很多关于专业作家的讨论，有人认为只有业余作家才写得出好作品，我以为这是年轻人的幼稚想法。在我看来，业余作家与专业作家的创作毫无区别，只要政府不从艺术上和其它方面限制作家，让真正有才华的作家解除后顾之忧是政府有长远眼光的表现，而且也确实带来了文学的繁荣。想想欧洲过去那些被贵族们养着的大艺术家，他们所创造的不朽的作品吧。听说俄罗斯也是对艺术家很鼓励的，虽不能让他们成为富裕阶层，但只要有点才华的都有饭吃。作品的产生来自压力，这一点不错，但这种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外部，靠外部压力写作的作家只能写出三四流的作品。当专业作家的想法一扎根，我就开始努力。这时作家朋友何立伟鼎力相助，带我找到了市委书记家中，最后终于将这事办成功了。

我居然成了专业作家了！虽然得到的钱很少，毕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在我的规划中，专业作家的任务就是在家中写，每年完成一定数量的作品。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不对头了，除了写作品之外，我还得去单位参加一点学习，有时甚至还被要求去乡下搞“社教”。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勉为其难了。我想，当初我做缝纫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难道现在反倒要回过头来吃二遍苦吗？不管怎么说，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政治学习，大家坐在一起嘻嘻哈哈学一天，我却好久平静不下来，搞得影响创作。早知这样，我倒不如不当这个专业作家。我当然不敢违抗学习的命令，我就采取“躲”的办法。每次单位打来电话要我去搞学习我都不敢接电话，要我丈夫回答他们说不在家，或说病了，去不了。每次都这样讲当然不再有人相信。我还记得有次重要的学习我没参加，躲在我大哥家里，当时的党委书记觉得事关重大，竟开车找到了大哥单位上。当然没找到我，愤愤地回去了，也许他认为我目无组织纪律吧。当时内心也很矛盾，也想过重返缝纫的老行当之类的。后来我跟省委宣传部写过好几封信，每次都是陈述自己不参加学习的理由。大约省委宣传部也觉得这事挺为难的，拖了几年之后，终于默认了我擅自不参加学习的行为。这下我就体会到了一点党的温暖。

当一切羁绊全去掉了的时候，我是怎样生活的呢？可以说，我梦想的要把生活变成艺术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把生活变成艺术是一种深层意义上的说法。人不会一天到晚坐在桌旁写，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人又可以一天到晚搞创作。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当我把表面的生活简单化了之后，我身上那种古老的记忆就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活跃了。它们涌动着，涌动着，急于要浮出表面。难道说每天大量的运动，在房间里打扫卫生，茫茫然地瞪着窗外的树林，将自己弄得脑海空空，这一切都不算是在“搞创作”吗？难道没有意识到的劳动（在这方面人永远是所知甚少的）就不算劳动吗？表面看，我每天只写两个小时，但其实，那另外的二十二个小时不同时也在创作吗？当然这是好久以后我才在实践中意识到的。即使我没有全意识到，我也一直在遵循自己的本能行事。

那么是否从此不食人间烟火了呢？完全不是那样。我的精神需要同世俗进行交媾（这种交媾由于我本身的敏感，即使很少出门也进行得比任何人都要频繁），我同时也需要同世俗隔开，免得它侵蚀我内部这神奇的领土。由于这不可解的矛盾，我的个人生活变得很古怪：我热衷于吸收、玩味一切来自外界的信息，并情不自禁地卷入世俗；同时，我又随时冷酷地斩断自己与外界的种种联系（甚至包括亲属关系）。我不是要当贵族或“闭门造车”，我只是要生活在人类精神的前沿，我珍惜我身上所储藏的多少代祖先留给我的财富，我要健康地活到最后，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开掘工作。所以我时常不近人情，因为顾不了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