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人心而充满困惑的交流（第2/3页）

终于，我同理英子共同饮完了那瓶矿泉水，两人都到了顶上。一会儿我们就和其他女作家会合了，我们的笑声冲破了长城的窒息。这条长城，对于她们来说是一幅奇妙的异国风景；对于我来说，却是完全不同的含义。然而，我们却在这种地方交流着情感。

回去的路上天渐渐地暗了，车子晃动着，理英子还在努力辨认着我写在小本子上的英语，她似乎要用力看见我的心底。我对她说：“我们必将成为新的传统。”她使劲点头。长城渐渐在我们身后隐去……

在幽静的九华山庄，我和理英子在月光下的树影里穿行着去餐厅。一边吃着饭，我俩通过一位能说漂亮的伦敦英语的小伙子的帮助，三人一道继续我们的讨论。这位小伙子是《朝日新闻》的记者，英语程度比我和理英子好得多，而且他也对我们的讨论有很大的兴趣。最重要的是，他在理英子还未成名之前就给予她的小说《本色女人》很高的评价。我们抓住他，让他替我们翻译。这是一种奇怪的谈话，他将我们说得很不好的、难以听懂的英语重新组织，变成流利的英语，然后再讲给我们听。所以我开玩笑说，我“正在不择手段地进行交流。”因为激动，我和理英子都没有注意到桌上的美味佳肴，只顾说话去了。我们心里都感到：“这样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啊！”小小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英语、日语、和中文，而谈话居然涉及到了《浮士德》的主题。我们都对陈腐的传统深恶痛绝。但说到底，这种痛恨是不是出自心灵深处的爱呢？为了不让它灭亡，才投入到促使它新生的创造工作？

中泽惠的迷惘

中泽惠是一位非常具有知识女性风度的作家，沉思而敏锐的大眼睛好像会说话。她的作品层次丰富，充满着黑暗的意识，其感觉的深邃和细腻令人惊叹，那是令我喜爱的作品。在会上，我特别注意到了她那逻辑力量很强的发言并深深地赞同她的关于女性意识的阐述。她的思维总是像闪电一样迅速，却又能做到有条不紊地表达。

我们最后一天才有机会面对面地通过日籍华人作家唐亚明在餐桌上交谈。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传统和现代的困惑。在我的记忆中，中泽惠的意见充满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前途的忧虑。非常灵活而又善于模仿的日本民族，在崇拜西方的大潮之下完全丧失了自我，年轻一代变得浮躁、懒惰、浅薄而机械，什么都不关心，连自己的灵魂也不关心，只是沉溺于肉欲的舒服感中。基于这种现状，她对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观念有种冷静的质疑。我对于这个话题有很大的兴趣，因为中国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传统崩溃、道德沦丧、麻醉品似的、充满了幻灭感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传统的糟粕）充斥了市场。我在讨论会上曾宣称：我的传统是西方文化，我所吸收的养料大部分来自西方文学。西方文化中既有高贵的理性，又有“无中生有”的幻想传统，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不可能有的东西。我所说的学习西方文化，并不是指当代中国和日本那种浅薄的模仿，而是要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核心，将那种最优秀的东西拿过来，使我们自身这种有缺陷的、正濒于灭亡的文化获得否定自身的力量。落实到文学上，我所指的就是那些永生的经典：《圣经》、《神曲》、莎士比亚、《浮士德》、卡夫卡、博尔赫斯（“我的传统是西方”这句话就是他说的）等等等等。只有静下心来学习，才能达到真正的理解和吸收。同中泽惠的讨论引发了我的很多联想，我非常佩服她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所面对的困惑是一致的，那也许是一种新的精神即将诞生前的混沌。在精神上，我感到我同她情同姐妹。我听说她的两个孩子都上高中了，我猜想她一定是一个很不错的、极其开明的妈妈。

岸阳子老师的追求

我在会上又遇到了岸阳子老师。岸阳子老师几十年来一直钟情于中国文学和文化，是一位资深的汉学家。我很尊敬她，也十分感激她为中日两国文学交流所做的、长年不懈的努力。岸阳子老师说她早就有过翻译残雪的想法，只是因为残雪小说的译者近藤直子的译文非常出色而又名声很大，她才没有动笔。这一次她找我有件很要紧的事，这就是她要亲自用口译的方式告诉我她在《东京新闻》上写的一篇文章的内容。这篇文章是她为介绍我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解读卡夫卡的著作而写的。她在这篇文章中不但充满激情地介绍了我的文学创作，介绍了我对西方文学的独特理解，还预祝我前程无量。我在认真倾听她的翻译之时，心中一阵阵泛起温暖的感激之情。我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同我这样产生共鸣的人实在不多，而文学的感受力同年龄并没有多大关系。由此我又想起另一位差不多可称为我的精神导师的日本优秀作家日野启三先生。日野先生同我是十一年前在东京见面的，他在《读卖新闻》上为我的每一本书写评论。前年他还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期望我：“扎扎实实地发挥自己稀有的才能。”七十多岁的日野先生和六十多岁的岸阳子老师，他们的心是多么的年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