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日子（第4/20页）

作最后那场报告时，听众席上出现两个痞子，不但扰乱会场，还冲上讲台来殴打教授和我们。想象得到，我们三个文弱书生是对付不了他们的，结果当然是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地逃走。在路上，我忍不住对这一事件有点怨言。不料我刚一开口，我的朋友的样子竟比刚才那痞子还凶，顺手就捡了路边一根棍子来打我，重重地打在我的背脊骨上，痛死了。他一下接一下不住手地打，我只好跳开来，跑得远远的，口里大声追问：“为什么要打我？”朋友回答：“为了让你清醒一点，不然你会认为自己成了个什么人了？一个大思想家！像你这一类的思想家恰好是我们最不需要的，我们还不如多要几个刚才那种痞子呢！我们虽然挨了痞子的打，但是打得痛快！而你，唠唠叨叨，女人之见，像个长舌妇，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你赶快住口，不然我还要打，虽然听众将你当个人物看待，你可是托了我的福。要是我不喊你去会场，你现在又算个什么东西呢？”他骂完我就和教授一起将我撇在那里，而他们坐出租车走了。最近他们挣了不少钱，可以坐出租车了。我却分文未得，替他们搞义务劳动。

我在家里过了些清静日子，因为我不想跟在这位朋友的屁股后头转了。我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干，比如我正在编一本词典，出版社催稿催得很紧，而我却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想一想都后悔。话虽这么说，可是自从我作为政府要员面对几千听众坐在讲台上之后，我心里就生出了一条蛀虫，咬呀咬的，使我日夜不安。有时我忽然觉得：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再次趾高气扬地登上讲台，受到众人的景仰，就是死了也心甘。但我也清楚：如果没有我的朋友和那位教授带我去会场，安排我作为要员坐在讲台上，我是永远享受不到这份艳福的。我这辈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编辑小职员罢了。

渐渐地，我又产生了与我的朋友重修旧好的念头。但是怎样才能与他联系上呢？这些日子，他根本不理我了，他又从未告诉过我他的地址。我左思右想，唉声叹气，这种心理已经影响到我妻子的情绪了。在这个时候，偏偏我又犯下了一个大的错误。我手头这本小词典本来是我与研究所的一位同行合编的，可是我却趁他出国之际将词典出版了，并且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稿费全归我。当我干这一切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像在梦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做下了这件卑鄙的事。幸亏那位同行近几年不打算回国，而且早不将词典的事放在心上了。可是他的妻子似乎总记得这事，我从她的眼神里感到了这个。后来我和她相遇，她总声音响亮地与我打招呼，满脸全是假笑。这件事使我背上了很重的包袱，有时我真想找到她去坦白算了。但我说些什么呢？说我是个小人、剽窃者？这样说了我心中的负担就减轻了吗？

事情发生后，我妻子知道了。她又气又恨，说自己瞎了眼，跟我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竟没看出我是这样一个卑鄙的家伙。她还在家里摔破了几个热水瓶和灯泡，哭得眼都肿起来。我呆若木鸡地望着她发作，一下子就萌发了要谋害她的念头。

我首先潜伏在妻子下晚班回家的路上，那是一条行人稀少的小胡同。我用戴着手套的手紧握一根木棍，打算妻子一出现就给她当头一闷棍，将她打死，然后扔掉棍子跑回家。我在寒风中等了好久好久，脑子里走马灯一样出现种种的情节，以及对付的办法。我越想越怕，手也抖得厉害，连棍子也握不住了，最后我干脆将棍子往一个角落里一丢，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回到家里。回来后当然对妻子更仇恨了。后来我又设想了用砒霜下毒的办法，结果当然也没实施。倒不是心疼她，主要是怕自己因此而丧命。这两次谋害虽然没搞成，我还是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棍，每天被自己的罪孽压得气喘吁吁。

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住了，就将谋害的事向妻子坦白了。没想到她无动于衷，白了我一眼，说：“我早知道了，我还找到了你扔下的那根木棍，那是我们家用来防贼的，我把它捡回来放在床底下了。”我说：“你就不气愤吗？”“气愤？”她冷笑一声，“你又没伤害我，我干吗要气愤？你做得出什么辉煌的举动来呢？我看我们还是和平共处算了，你天生不是杀人的料，何必扮演小丑的角色，什么事总是顺其自然为好。”我没想到真理竟是掌握在她手中，屠刀也在她手中，我反而成了待宰的猪。

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提剽窃的事了，什么事都不提，就仿佛厌倦了似的。经过短短的风波，我的情绪又恢复了正常。我的词典顺利出版，为我争得了一点地位，我也不再认为剽窃的手段有什么不正当了。私下里甚至想：如有机会，还要多剽窃几回，好进一步抬高身价。既然杀不了人，干不了轰轰烈烈的事业，就搞些小偷小摸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