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再回应

残雪

日前我应“南方都市报”的约稿,就武汉的文学会议写了一篇“反击”的文章。本来写了那篇文章就不打算再理会了的,因为实在是觉得有点无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南方都市报又将我文中提及的那几位思想者的回应反馈给我,还说他们副刊非常重视我的意见,希望我再次写一篇文章回应一下。于是我又将那三位的回应看了一遍,觉得自己还可以补充一点意见。

我感到崔卫平女士还是有诚意,愿意交流的。三位当中只有她具有学者的风范。我并没有参加那次会,只是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的综述得出的结论。我想,尽管崔卫平女士作为懂文学的学者所站的立场比那两位高得多,但考虑到当时会议的语境,以及她在那种场合说的那些话,我的总结并没有很大的偏差。她强调我们80年代有某个好传统,希望作家在搞文学的同时关心社会,关心那个新思想的传统。但我并不觉得80年代的那点思想足以形成某个传统。我反而觉得80年代的所谓新思想因为先天不足,因为过分依仗于旧传统,甚至与权势勾结,到了90年代走入没落是必然的规律所致。社会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文学世界里的表层,作家各人根据自己的生存形态,既可以全力去关注,也可以完全不关注(所谓完全不关注,只是指不直接介入表面的东西。实际上作为作家的个人总是紧密同社会联系的)。无论关注或不关注,只要他或她以自己的诚实劳动为社会增加了精神财富,都是好作家。作为从文革中挣扎出来的中国文学,考虑到文学目前的生态环境,我认为现在最不宜提倡呼吁作家在作品中去“关注”某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因为不论那些意识形态多么好,它也总有被权势利用,同权势勾结的嫌疑,否则它就难以存在。而文学因为自身的性质有所不同,只要能够真正独立,是可以发挥好的作用的。能不能搞出好作品就看每个作家身上有不有反骨,能不能从深层结构上冲破旧文化对自身的束缚,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个性(我已说过,个人化和个人的独立思考是某些人最害怕的)。

如果你说的“铁肩担道义”是指文学应当彻底与权势决裂,并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反省,不断清洗渗透于文学中的腐败观念,将创造力解放出来,那我同意你的。但看起来你好像并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萨特也好,伯尔也好,他们参加社会活动只是他们选择的个人的生活(我本人也参加过),同他们的作品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那种活动也不会使作品档次更高,从而对人类贡献更大。当然他们是公众人物,对社会起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也有的作家根本就不参加,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到创作中去,那同样也很好。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思想,情感丰富的作家,对于社会现象当然会有超出一般人的愤怒(我本人就天天愤怒。可悲的是很多作家都在慢慢地变得不愤怒,变得油滑,并且屈服于权势,或同它勾结)。但是不是就要马上行动,马上走出门去呼吁(是否行得通也是个问题,毕竟这里不是法国),或马上写篇报告文学来谴责(如丁东先生希望的那样)呢?我和我同仁的回答是坚决的“不”。因为只有纯文学才是我们擅长的。我们将我们的愤怒压下去,使之变成潜意识,然后再慢慢升华出来,成为作品,让具有同类潜质的读者(他们的数量已经很不小。我们的这种文学也绝对不像傅先生信口开河说到的那样,是“鼻烟壶”,“象牙塔”,我认为他对于自己的无知的炫耀令人肉麻)来同我进行沟通,然后我们再一道来愤怒,既反省我们自己也反省我们的社会,并吸引更多的人来愤怒。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不过当大事件出现时,当然又是另一码事了,现在还没有那种事出现。并不是说我就提倡绝对不参与社会活动。我本人经常在报上写文章抨击文坛腐败现象,宣扬我的实验文学,这不就是社会活动吗?我还同我哥哥一道翻译了一本揭露斯大林罪恶的书,象牙塔里的人会这样做吗?我们所做的工作,虽然目前像丁先生和傅先生这样的实用主义者看不到其效果,但很多年轻人是感到深受教益的(这只要花半小时看看我的博客就明白了)。

我同意你所说的文学只能从文学出发。那么文学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文学是人性的学问,是人的精神的产物。人的精神是很复杂的,她有很多层次,这些层次导致了文学的分野,也导致了我搞的这种文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门类。它是同表层意识形态拉开距离,直逼人的精神深处的。但我想无论什么样的文学,她也不会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现在还有人提倡新左翼文学,要恢复建国后那一套呢)。所以我对社会上的种种“呼吁”和提倡特别厌恶,我也觉得你参加这个会议时做出那种发言是被人利用了。现在很多貌似进步,爱唱高调的人都是有背景的,一定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