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重精神

2001年6月4日长沙英才园

劳拉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大学生,她获得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奖学金,于去年夏天到长沙访问我。因为安排仓促,找的翻译又因不合适被她辞退,她又不会说中文,我只好结结巴巴用半吊子英语同她对话。她对这次访问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接下来还算顺利。回美国后她就将访谈发表在美国的《MCLC》杂志上,我是不久前才看到的。于是我将我的记录也找出来,对她那篇加以补充,有的地方加以修正,整理出这篇访谈录。劳拉年纪很轻,头脑灵活,而且酷爱文学。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来我又带她去参观了马王堆汉墓,让她饱览了中国灿烂的古文化。她对我们的古代丝织品和漆器的神奇色彩惊叹不已。

问:你觉得你的作品的英语译文如何?

答:虽然我自己的英文并不好,也能看出英译本是忠实于我作品原来的意思的。译者之一詹森的文学感觉相当好;另一个译者张健也很不错,竭力忠于原著。我的作品不好翻,尤其时态暧昧,他们费了很大功夫。

问:美国还有谁研究过你的作品?

答:有个叫所罗门的学者,他最早把我的作品带到台湾(当时我在国内还未出书),出版时,他自己还为我的书写了一篇很精彩的序言,那篇序言今天看起来都不过时。他也翻译过残雪小说。还有美国后现代文学主将罗伯特·库佛,青年作家布莱德·马罗,他们俩到处鼓吹残雪小说。最近我又在美国诗人里面找到了两个新的知音。我反对个别译者将我的作品政治化。我的法文版小说集之一就有这个问题,后来我同译者闹翻了,再不要她翻了。我认为将这样的小说政治化就是庸俗化。

问:你提到卡夫卡是对你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之一,你什么时候开始读他的作品?最喜欢哪部作品?

答:八十年代初他的作品就被介绍进来,那个时候的译文大概比现在的质量还高一些。我特别欣赏《城堡》,当时读了又读。我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变形记》不够成熟,所以被现在的人误解。我已经写了一本评论卡夫卡的书,书名叫《灵魂的城堡》。除了《变形记》,他的所有的作品我都非常喜欢。中国读者接受这位作家会有个很长的过程,这二十多年来对他的解释基本上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的,立足点不对。我也写了评博尔赫斯的书。

问:对,我也常听到说博尔赫斯对你影响很大,你们本质上有相同的地方。还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呢?

答:但丁的《神曲》。这部作品我也很早读了,现在又再读。中国学者大都从政治和社会入手来解释这部作品。他们实在不了解西方人是怎么回事,更不了解这位复杂的诗人。我现在正在写《神曲》的评论,我认为这位诗人的文学同他的宗教结合到一块了,可以说,他把他的宗教文学化了。伟大的西方作家都是这样的。

问:你在文学界很少被人评论,你认为大多数中国批评家不懂得你的作品吗?

答:是这样。我的作品太超前了,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但是长期以来我感觉到文学界某些权威对我的敌意,他们动机不纯,不是从文学出发。我要努力解释我的创作的宗旨。让作品尽量传播,这很重要。

问:中国批评界仍然是男性主宰的、传统模式的吗?

答:基本上是这样。当然现在也有些变化,比如出现了一些比较实事求是的年轻人,也有较好的女性批评者。

问:华人批评家吕彤邻说,你在当代中国面临的是作为妇女写作的问题,你如何看她的观点?

答:也许作为一名女作家要真正同男作家平起平坐是很难的,这件事很微妙。因为主流文化是传统文化,男人的文化,你要作为独立的女作家就要与之抗衡,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需要极为独特的个性,也需要“反骨”。

问:你现在是专业作家吗?

答:是的,我是一九八八年成为专业作家的。我一直梦想把我的全部时间用在文学上,后来终于达到了目的。在那之前,我必须从事其它劳动,生活得很辛苦。现在我每天都可以写了,我从早到晚工作,节日也不休息。职业作家也好,非职业作家也好,主要的压力是来自内心的。

问:你对诺贝尔获奖者高行健的作品如何看?

答:我读过他一些短小的作品,觉得比较幼稚,他也就是一般水平吧。

问:你们都是写“灵魂的文学”,为什么他的作品受到谴责呢?

答:首先,我的作品同他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同他的根基不同。他基本上还是那种士大夫情调,并无真正的个人的创新。而我是彻底个人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