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有庆念了两年书，到了十岁光景，家里日子算是好过一些了，那时凤霞也跟看我们一起下地干活，凤霞已经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家里还养了两头羊，全靠有庆割草去喂它们。每天蒙蒙亮时，家珍就把有庆叫醒，这孩子把镰刀扔在篮子里，一只手提着，一只手搓着眼睛跌跌冲冲走出屋门去割草，那样子怪可怜的，孩子在这个年纪是最睡不醒的，可有什么办法呢？没有有庆去割草，两头羊就得饿死。到了有庆提着一篮草回来，上学也快迟到了，急忙往嘴里塞一碗饭，边嚼边往城里跑。中午跑回家又得割草，喂了羊再自己吃饭，上学自然又来不及了。有庆十来岁的时候，一天两次来去就得跑五十多里路。

　　有庆这么跑，鞋当然坏得快。家珍是城里有钱人家出生，觉得有庆是上学的孩子了，不能再光着脚丫，给他做了一双布鞋。我倒觉得上学只要把书念好就行，穿不穿鞋有什么关系。有庆穿上新鞋才两个月，我看到家珍又在纳鞋底，问她是给谁做鞋，她说是给有庆。

　　田里的活已经把家珍累得说话都没力气了，有庆非得把他娘累死。我把有庆穿了两个月的鞋拿起来一看，这哪还是鞋，鞋底磨穿了不说，一只鞋连鞋帮都掉了。等有庆提着满满一篮草回来时，我把鞋扔过去，揪住他的耳朵让他看看：

　　“你这是穿的，还是啃的？”

　　有庆摸着被揪疼的耳朵，咧了咧嘴，想哭又不敢哭。我警告他：

　　“你再这样穿鞋，我就把你的脚砍掉。”

　　其实是我没道理，家里的两头羊全靠有庆喂它们，这孩子在家干这么重的活，耽误了上学时间总是跑着去，中午放学想早点回来割草，又跑着回来。不说羊粪肥田这事，就是每年剪了羊毛去卖了的钱，也不知道能给有庆做多少双鞋。我这么一说以后，有庆上学就光脚丫跑去，到了学校再穿上鞋。有一次都下雪了，他还是光着脚丫在雪地里吧哒吧哒往学校跑，让我这个做爹的看得好心疼，我叫住他：

　　“你手里拿着什么？”

　　这孩子站在雪地里看着手里的鞋，可能是糊涂了，都不知道说什么。我说：

　　“那是鞋，不是手套，你给我穿上。”

　　他这才穿上了鞋，缩着脑袋等我下面的话，我向他挥挥手：

　　“你走吧。”

　　有庆转身往城里跑，跑了没多远，我看到他又脱下了鞋。

　　这孩子让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到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了。我家那五亩地全划到了人民公社名下，只留下屋前一小块自留地。村长也不叫村长了，改叫成队长。队长每天早晨站在村口的榆树下吹口哨，村里男男女女都扛着家伙到村口去集合，就跟当兵一样，队长将一天的活派下来，大伙就分头去干。村里人都觉得新鲜，排着队下地干活，嘻嘻哈哈地看着别人的样子笑，我和家珍，凤霞排着队走去还算整齐，有些人家老的老小的小，中间有个老太太还扭着小脚，排出来的队伍难看死了，连队长看了都说：

　　“你们这一家啊，横看竖看还是不好看。”

　　家里五亩田归了人民公社，家珍心里自然舍不得，过来的十来年，我们一家全靠这五亩田养活，眼睛一眨，这五亩田成了大伙的了，家珍常说：

　　“往后要是再分田，我还是要那五亩。”

　　谁知没多少日子，连家里的锅都归了人民公社，说是要煮钢铁，那天队长带着几个人挨家挨户来砸锅，到了我家，笑嘻嘻地对我说：

　　“福贵，是你自己拿出来呢，还是我们进去砸？”

　　我心想反正每家的锅都得砸，我家怎么也逃不了，就说：

　　“自己拿，我自己拿。”

　　我将锅拿出来放在地上，两个年轻人挥起锄头就砸，才那么三、五下，好端端的一口锅就被砸烂了。家珍站在一旁看着心疼的都掉出了眼泪，家珍对队长说：

　　“这锅砸了往后吃什么？”

　　“吃食堂。”队长挥着手说。“村里办了食堂，砸了锅谁都用不着在家做饭啦，省出力气往共产主义跑，饿了只要抬抬腿往食堂门槛里放，鱼啊肉啊撑死你们。”

　　村里办起了食堂，家中的米盐柴什么的也全被村里没收了，最可惜的是那两头羊，有庆把它们养得肥肥壮壮的，也要充公。那天上午，我们一家扛着米，端着盐往食堂送时，有庆牵着两头羊，低着脑袋往晒场去。他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那两头羊可是他一手喂大的，他天天跑着去学校，又跑着回来，都是为家里的羊。他把羊牵到晒场上，村里别的人家也把牛羊牵到了那里，交给饲养员王喜。别人虽说心里舍不得，交给王喜后也都走开了，只有有庆还在那里站着，咬着嘴唇一动不动，末了可怜巴巴地问王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