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蜚语，无法拔除的巨毒
——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
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郑风·将仲子》
“郑风”的《将仲子》，是《诗经》里我最爱的篇章之一。其实这篇既不哀婉也不缠绵，更不壮烈。它只是在重复地，重复吟唱着一种无奈——人言可畏。
总不免想起阮玲玉，她最后留在世间的书札上，最触目惊心的四个字，亦即是——人言可畏。人生到最后似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四个字却是雪地上的红梅，耀人眼目地开。看起来美不胜收，实际上那艳丽，是钉子生生钉入眼睛后流出的疼痛。流言如罂粟，在流者口中灿烂如花，妖艳无比，传播者会有一种吸毒上瘾似的快意。转到受者处，却自是杀人不见血的阴冷毒辣。其实何止是阮玲玉，丧于这四字之手的人已不能胜数。
再远一点的唐朝，是关盼盼的燕子楼。她因为白居易的闲话，议论她夫死不殉是不节也，羞愤之下绝食而死。我在徽州时，看见如许贞节忠烈的牌坊，心知树起它们的并非石匠，而是那时代自认监守道德的卫道者和盲目跟从的大众，使之坚固的也非石料，而是口口相传的流言。念及，纵然周遭风景如诗如画也未免心意沉凉。
先秦时代的男女交往，大约经历了由防范相对宽松到逐渐森严的变化过程。周礼虽烦琐到让人发懵的地步，底子还是人性的温暖。《周礼·地官·媒氏》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在周代，周礼特地为男女青年的恋爱、婚配，保留了特定季令的选择自由。一过“中春”，再要私相交往，则要被斥为“淫奔”了。这样的规定，大概跟那时的生产力文化种种不发达有关，人还因循保留了某些兽类本能。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男女之防就严格多了。《孟子·滕文公下》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连“钻穴隙”那么小小一下偷看，都要遭人贱骂，宋玉所言的邻女登墙窥他老人家三年的美好时光算是一去不返了。郑是先秦时有名的“淫奔”之地，可这个女子已经有了人言可畏的顾虑，可见社会舆论已到了可以杀人的地步。
相爱，却错了日映荷花的时候，于是变成了见不得天光的苦恋。“畏我父母”，“畏我父兄”，“畏人之多言”，《东方之日》里的齐女是任性可爱的，《将仲子》里的郑女就是楚楚可怜的。她个性温柔而谨慎，恳求着自己的情人——你不要莽撞地去翻越村社的围墙，不要去攀里巷，不要想着爬过我家的墙，我不是爱惜这些树啊，更不是不愿和你相见，我只是担心的这样做会惊动了我的父母兄弟，让隔壁邻居知道。他们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谴责的话，你和我在一起的可能就更小了。
我相信《将仲子》不是什么刺谁不刺谁的诗，它是一个热恋中的少女唱给情人的诗，有缱绻的爱意和对未来的隐忧。据《周礼·媒氏》载：男女结合，必须通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才能正式结婚。我想，诗中的女子和男子应该有点后世富家女子贫贱男的味道，女子生性温柔谨慎，顾虑重重，男人却是光脚不怕穿鞋的，一时爱情冲昏了头就要一往无前。
小时候觉得恋爱大过天，大了渐渐才明白：爱是一个人的事情，相爱却是两个人的事情，婚姻更是牵涉到一堆人是否和睦的事情，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酒，好就好，不好各自回家。因为读出她的谨慎，所以相信诗中的女子是诚恳地付出了真感情的，因为她已经在为未来打算，对仲子这样的相求，不是婉言谢绝，而是邀请：请你，和我一起努力来获得我身边人的认可。我们一起来经营感情。
需知三人成虎，众口烁金。人言如汹涌扑下的钱塘潮，历来是可畏的，因为懂得，所以敬畏。
孟子比孔子务实，他对后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
我想的有点多，大丈夫既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被功名富贵所扰，不为贫贱清寒焦虑，不受强权恶势的逼迫。如果为人清正如湖心明月，外事外物皆不能动摇。那么亚圣所谓苦其心志的苦又自何处来？百折不挠的心志又是如何被锻炼出来的？
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郑风·将仲子》
“郑风”的《将仲子》，是《诗经》里我最爱的篇章之一。其实这篇既不哀婉也不缠绵，更不壮烈。它只是在重复地，重复吟唱着一种无奈——人言可畏。
总不免想起阮玲玉，她最后留在世间的书札上，最触目惊心的四个字，亦即是——人言可畏。人生到最后似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四个字却是雪地上的红梅，耀人眼目地开。看起来美不胜收，实际上那艳丽，是钉子生生钉入眼睛后流出的疼痛。流言如罂粟，在流者口中灿烂如花，妖艳无比，传播者会有一种吸毒上瘾似的快意。转到受者处，却自是杀人不见血的阴冷毒辣。其实何止是阮玲玉，丧于这四字之手的人已不能胜数。
再远一点的唐朝，是关盼盼的燕子楼。她因为白居易的闲话，议论她夫死不殉是不节也，羞愤之下绝食而死。我在徽州时，看见如许贞节忠烈的牌坊，心知树起它们的并非石匠，而是那时代自认监守道德的卫道者和盲目跟从的大众，使之坚固的也非石料，而是口口相传的流言。念及，纵然周遭风景如诗如画也未免心意沉凉。
先秦时代的男女交往，大约经历了由防范相对宽松到逐渐森严的变化过程。周礼虽烦琐到让人发懵的地步，底子还是人性的温暖。《周礼·地官·媒氏》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在周代，周礼特地为男女青年的恋爱、婚配，保留了特定季令的选择自由。一过“中春”，再要私相交往，则要被斥为“淫奔”了。这样的规定，大概跟那时的生产力文化种种不发达有关，人还因循保留了某些兽类本能。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男女之防就严格多了。《孟子·滕文公下》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连“钻穴隙”那么小小一下偷看，都要遭人贱骂，宋玉所言的邻女登墙窥他老人家三年的美好时光算是一去不返了。郑是先秦时有名的“淫奔”之地，可这个女子已经有了人言可畏的顾虑，可见社会舆论已到了可以杀人的地步。
相爱，却错了日映荷花的时候，于是变成了见不得天光的苦恋。“畏我父母”，“畏我父兄”，“畏人之多言”，《东方之日》里的齐女是任性可爱的，《将仲子》里的郑女就是楚楚可怜的。她个性温柔而谨慎，恳求着自己的情人——你不要莽撞地去翻越村社的围墙，不要去攀里巷，不要想着爬过我家的墙，我不是爱惜这些树啊，更不是不愿和你相见，我只是担心的这样做会惊动了我的父母兄弟，让隔壁邻居知道。他们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谴责的话，你和我在一起的可能就更小了。
我相信《将仲子》不是什么刺谁不刺谁的诗，它是一个热恋中的少女唱给情人的诗，有缱绻的爱意和对未来的隐忧。据《周礼·媒氏》载：男女结合，必须通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才能正式结婚。我想，诗中的女子和男子应该有点后世富家女子贫贱男的味道，女子生性温柔谨慎，顾虑重重，男人却是光脚不怕穿鞋的，一时爱情冲昏了头就要一往无前。
小时候觉得恋爱大过天，大了渐渐才明白：爱是一个人的事情，相爱却是两个人的事情，婚姻更是牵涉到一堆人是否和睦的事情，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酒，好就好，不好各自回家。因为读出她的谨慎，所以相信诗中的女子是诚恳地付出了真感情的，因为她已经在为未来打算，对仲子这样的相求，不是婉言谢绝，而是邀请：请你，和我一起努力来获得我身边人的认可。我们一起来经营感情。
需知三人成虎，众口烁金。人言如汹涌扑下的钱塘潮，历来是可畏的，因为懂得，所以敬畏。
孟子比孔子务实，他对后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
我想的有点多，大丈夫既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被功名富贵所扰，不为贫贱清寒焦虑，不受强权恶势的逼迫。如果为人清正如湖心明月，外事外物皆不能动摇。那么亚圣所谓苦其心志的苦又自何处来？百折不挠的心志又是如何被锻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