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第3/16页)



我写《记一次跳高比赛》时,学校的操场地面坑坑洼洼,没有垫炉渣,更没有铺沙子。那时是风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那时根本没有跳高垫子,别说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们在操场边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坑里垫上一层沙土,运动员翻过横竿就落在沙坑里,跌得呱呱地叫唤。跳高架子是我爹做的,我爹是个劈柴木匠,活儿粗,但是快。弄两根方木棍子,用刨子刨刨,下边钉上几条腿,棍上按高度钉上铁钉子,往沙坑旁边一摆,中间横放上一根细竹竿,这就齐了。我们学校有一个小王老师,中师毕业,也是个小右派,手提帽,我们全校的体育课都归他上。他个子不高,身体特结实,整天蹦蹦跳跳,像个兔子似的。我们写诗歌赞美他:“王小涛,粘豆包,一拍一打一蹦高!”我爹说,你们这些熊孩子净瞎编,皮球一拍一打一蹦高,粘豆包怎么能蹦高?一拍一打一团糕还差不多。王小涛跑得很快,尽管他的速度不能与省里的右派张电相比,但与我们村里的青年相比,他就算飞毛腿了。县里拨款给我们学校修建体育场地,校长与农场场长商量后决定建一座观礼台,好让高主任等领导站在上边讲话、看景。为此,学校派人去县城买了一汽车木头。汽车拉来木头那天,我们就像过年一样高兴。我们村里的人除了高中生雷皮宝之外,谁见过汽车呀,可汽车拖着几百根木头轰轰烈烈地开进了我们村。大家伙把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的摸车鼻子,有的摸车眼,把司机弄得很紧张。校长和场长带着一群右派过来,好说歹说才把我们劝退。右派们爬上车去卸木头,村里的大人们也主动上前去帮忙。木头卸在操场边上,汽车就跑走了。我们跟着汽车跑,心里感到很难过。汽车的影子没有了,汽车卷起的黄烟也消散了,我们还站在那里。我们眼泪汪汪,心中怅然若失。那些木头堆放在操场边上,一根压着一根,码得很整齐。我爹抚摸着木头,两眼放着光说:“好木头,真是好木头,都是正宗的长白山红松。”他从木头上抠下一砣松油,放到鼻子下边嗅嗅,说:“这木头,做成棺材埋在地下,一百年也不会烂;做成门窗,任凭风吹雨打,一百年也不会变形。”众人都围在木头边上,嗅着浓浓的松油香,听我爹发表关于木头的演说。我爹是说者无意,但有人却听者有心。这个有心的人名叫郭元,是个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的青年。当天夜里,他就偷偷地溜到操场边上,扛起一根松木。

郭元扛起木头,歪歪扭扭地走了十几步,就听到一个人大喊一声:有贼!郭元扔下木头,撒腿就跑。后边的人紧紧追赶。郭元个子很高,双腿很长,从小就有善奔的美名,加上作贼心虚,奔跑的速度很快,简直就像一匹野马,如果是村里人,休想追得上他。但该他倒霉,后边追他的,是我们的小王老师和右派张电、李铁。他们三个追逐着郭元在操场上转圈,如果是白天看,那根本就是赛跑,谁也不会认为是抓小偷。追了几圈后,李铁在郭元的脚后跟上踢了一脚,郭元惨叫了一声,一个狗抢屎就趴在了地上。李铁穿着一双钉鞋,这一脚几乎把郭元给废了。他们费了挺大的劲才把郭元拖起来。小王老师划了根火柴,火光照亮了郭元的脸。“郭元,怎么会是你!”小王老师惊叫着。郭元满嘴是血,羞愧地喃喃着。他的两颗门牙没了,嘴巴成了一个血洞。小王老师慌忙划着火低头给郭元找牙,发现那两颗牙已经镶在了坚硬的地面上。郭元是小王老师的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传说中的飞檐走壁技艺,好得就差结拜兄弟了。郭元低着头,呜呜噜噜地说:“没脸见人啦……没脸见人啦……”小王老师问:“你这家伙,扛根木头干什么?”郭元道:“想给俺娘做口棺材……”李铁与张电见此情况,就说:“你走吧,我们什么也没看到。”郭元一瘸一拐地走了。三个人把那根红松木抬回到木头垛上,累得气喘嘘嘘。黑暗中,张电说:‘这伙计,太可惜了,如果让我训练他三个月,我敢保证他打破省万米纪录。”李铁对小王老师说:“早知道是你的朋友,我何必踢他那一脚?”小王老师说:“你们太客气了,这事谁也不怨,就怨他自己,我们放了他一马,已经对起他了,否则,他很可能要去蹲监狱的。”

第二天,郭元就从我们村子里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生产队长到他家去找他,问他母亲,问他弟弟,都说不知道他的下落。一转眼过了十年,当我们把他忘记了时,当我从一个小孩子长成一个青年时,郭元背着一条叠成方块的灰线毯子回来了。问他这十年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到大兴安岭去了。问他在大兴安岭干什么,他说抬木头,抬那些流着松油的红松木。他因为扛一根不该扛的红松木亡命大兴安岭,付出了抬十年红松木的沉重代价。我成了他的好朋友,每逢老天下雨不能出工时,就到他家去听他说那些稀奇古怪的关于大兴安岭的故事。我发现,他这十年,学到了许多呆在我们村子里不可能学到的东西,可以说他是因祸得福。他的脖子后也鼓起了一个大包,自己说是让大木头压的。由此我更相信,朱总人老师的罗锅子的确不是搞破鞋跳墙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