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炮(第2/8页)


一具紫红色的漆光闪烁的高大棺材,横在老兰家的厅堂里。那个豪华的骨灰盒连同骨灰,都被装了进去。我目睹着这个过程,感到真是多此一举。后来,当老兰跪在地上,手拍着棺材放声大哭时,我才悟到:只有手拍棺材,才能发出那样的扑扑通通的震撼人心的声音;只有这样一具雄伟的棺材,高大的老兰跪在前面才显得般配;也只有这样的一具紫红色的棺材,才能烘托出灵堂的庄严气氛。我也不知道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丧失了去追寻这些小事根底的兴趣。

我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前头;甜瓜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后头。在我们两个之间,放着一个烧化纸钱的瓦盆。我和甜瓜,把那些打印上铜钱图案的黄表纸,用放在棺材盖子上的豆油灯盏点燃,放在瓦盆里燃烧。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随着烟气盘旋上升。农历七月的天气,温度本来就高,我穿着肥大的孝服,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子,面前又守着一个火盆子,只一会儿工夫,便捂出来一身汗水。我看看甜瓜,她也是一脸汗水。我们面前各守着一摞纸,我放一张,她就紧跟着放一张。她绷着小脸,神情严肃,但看不出有多少悲痛。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流过眼泪的痕迹,也许眼泪已经流光了吧。我恍惚听人说,甜瓜不是这个死去的女人亲生,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也有人说是老兰和一个外村的大闺女生的,抱回来让老婆养着。我不时地偷眼看她,把她的脸和棺材后边那个大镜框里的女人脸进行比较,一点也找不到她们俩的共同之处。我又把她的脸和老兰的脸进行比较,似乎也没有多少肖似的地方。也许,她真的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

母亲拿着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走过来,给我擦擦脸,悄声嘱咐我:

"不要烧得太多,维持着不要灭了就行了。"

母亲给我擦完脸,把毛巾折叠了一下,走到甜瓜面前,也给她擦了脸。

甜瓜仰望着母亲,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按说她应该说句感谢的话,但她什么也没说。

妹妹看我们烧纸好玩,跷腿蹑脚地走过来,蹲在我的身边,拿起一张黄表纸,扔在瓦盆里。她悄悄地对我说:

"哥哥,我们可以在盆子里烤肉吃吗?"

"不可以。"我说。

那两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摄像记者,一个扛着摄像机,一个举着强光灯,从院子里进来,拍摄灵堂的情景。母亲弯着腰跑过来,拉着妹妹走,妹妹不想走,母亲双手插到她的腋下,把她半拖半拉地弄走了。

面对着摄像机镜头,我绷紧嘴巴,使自己严肃起来。我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甜瓜也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我看到那个扛机器的记者弯下腰,让照相机的镜头几乎触到了烟火上。然后他摇镜头。镜头对准我的脸,摇,对准了甜瓜的脸。摇,对准了我的手。摇,对准了甜瓜的手。摇,对准了大棺材。抬起来,对准了镜框中死者的脸。我看到,死者,兰大婶,在镜框里,那个巨大的苍白的脸上,那两只哀伤的眼睛,尽管她的嘴角有几分笑意,但还是难以遮盖住她满脸的哀伤。当我盯着她看时,我发现她也在盯着我看。她的目光里有太多的东西,令我心中凛然。我可不敢与她对视了,慌忙把目光移开,看退到门口的记者,看低眉垂眼的甜瓜。我越看越觉得她的神情古怪,越看越觉得她不太像个人,越看越觉得她是什么妖精变得,而真正的甜瓜,早已经随着她的母亲(管她是不是亲生的呢)死去,我仿佛看到,从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条通向西南方向的黄土大道,大道上奔驰着一辆四马拉着的彩车,车上站着兰大婶和甜瓜,她们穿着白色的衣裳,衣袖肥大,被风吹鼓起来,好似蝴蝶的翅膀。

正午时分,黄彪媳妇把我和甜瓜叫到厨房,给我们端上来一盘大肉丸子,一盆火腿冬瓜汤,一笸箩馒头。娇娇妹妹和我们一起吃。天气闷热,再加上被纸烟熏了半个上午,我有点恶心,食欲不振。但妹妹和甜瓜食欲很好。她们吃一个肉丸子,喝一口冬瓜汤,再往嘴巴里塞一块馒头。两个女孩子,谁也不看谁,就像比赛一样,摽着劲儿吃。我们吃饭的当儿,老兰进来了。他头发没理,胡子没刮,衣衫不整,神色沮丧,眼睛里布满血丝。黄彪的小媳妇,迎上去,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关切地劝他:

"兰总啊,俺知道你心中难受,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你们是多年的夫妻。嫂子又是一个那样的贤惠人儿,别说您心中难受,就是我们,也是眼泪止不住地流。但已经这样了,她老人家撒手走了,您还得照顾这个家,公司里还有那么大的事业,没有您,咱们村就没有主心骨了。所以啊,兰总,俺的好大哥,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俺们这些村民,您也得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