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王国

七岁那年,妈妈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小学,我问妈妈:“一节课40分钟有多久?”

妈妈说:“你认真听老师讲课就很快很快,但你要是老想着下课就很久很久。”我点点头,就进去了。可我有多动症,甚至没有办法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然后每节课就真的好久好久。

一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我机关算尽,极尽能事,才终于最后一批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戴上红领巾那天,我觉得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但是快乐没持续多久,我就去了上海。在上海我的红领巾又被取了下来,换上了绿领巾,我不服,老师给我的解释是,我们只能算“苗苗团”,要到三年级才能戴红领巾。

并且到了上海我才知道,书包居然可以那么重,每天早上妈妈把上万斤的书包帮我背上肩膀以后,手在下面抬着,问我准备好没,我深呼吸一口说准备好了,然后妈妈放手,我就跪了下去,接着再爬起来,一步一脚印地上学去。但这并不影响我快乐成长。

那年,我连普通话都说不溜,然后我就直接说起了上海话,他们听不懂我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时而粤语,时而普通话,再凭着满嘴“十三点”“猪头三”,很快就和上海小伙伴打成了一片。

不久之后我基本成了孩子王,每天放学带着邻近几个小区里的一群孩子到处跑。我是总司令,跟一个小胖子特别要好,因为小胖子是疯的,我只要手指一指,大喊一声“有敌人”,他就会义无反顾地边喊着“杀阿”边朝着一片虚无的空气冲去,一顿手舞足蹈,冲了上万公里之后才回头认真地跟我说:“报告总司令,敌人已经消灭了,可以继续前进!”由于我颇为欣赏他这种认真的态度,然后他就成了副司令。

我们这支部队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每天瞎逛,敌人基本上除了空气就是地上小昆虫。同住一栋楼的施阿姨每天站在三楼晾衣服,看着我们在楼下跑来跑去,总会问我:“泽林阿,又去打仗阿?”

她总会充满好奇地问,睁着好奇的双眼,就像那种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做作又可亲的样子,让我觉得她可能痴呆了。但是出于人情世故,我每次都会认真地答复她,然后她让我们稍等,走进大厅里,抓一把糖果撒给我们,跟喂狗似的,但是我们都不在乎,一顿哄抢。

在上海的第一个冬天,我起床发现窗户上结了一层雾,走出门去,发现家门口的水池结冰了,这是我作为一个沿海小朋友所见过最神奇的景象,我的智商毋庸置疑,幻想我可以在上面滑翔起来,跟动画片里一样,然后直接跳了下去,那天,爸爸妈妈差点永远失去了我。

那天过后,我召集了一大群小伙伴,从附近正在装修的房子前捡来许多长长短短的木板,我告诉他们我们将一起造艘船,然后他们各自兴奋地回家偷出了一大堆工具,铁锤,钉子,扳手,水彩笔,硬纸板```

我们的设计图就是用手比划一下“是这样的,这样的,和这样的”,然后开始了造船。我们蹲在小区一个僻静的小山坡后面,开始敲敲打打。一个上午过去,我们就完工了,我们把船搬到小区里最大的一个人工水池,那艘所谓的船,其实结构很像麻将桌,但是我们都没看出来,当我们把它放进水池里时,我们都屏着呼吸,入水那一刻,它浮了起来,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一起欢呼起来。可是那时候谁又能明白只要是块木板丢水里都能浮起来。

当时看着那张“麻将桌”船,没人敢站上去,这个时候我又挺身而出了,站在池边,觉得自己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于是看准了位置,一下子跳到了船上,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我在上面起码站立了一秒,才连人带船翻了下去。那天我全身渗透地坐在池边,打起了喷嚏,觉得有股忧伤在心间。

妈妈说,人不怕没文化,就怕又没文化又胆大。那次之后,我被严加看管了一个寒假。

但当春天万物复苏,夏天悄悄来临,我又觉得自己行了。那时的我上海话已经说得飞溜,每天“阿拉”来“阿拉”去的,俨然一个上海人,再也没人管我叫“小广东”了。

我又开始集结一大群熊孩子,到处作怪,家旁边有个社区幼儿园,周末我们常常爬进去玩,因为里面有个很大的草坪,草坪上很多滑梯秋千等儿童设施。

只是那里有个凶狠的怪老头,负责看守幼儿园。我们难免开始了长达一整个夏天的游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