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投亲（第4/12页）

梅迎春捋了捋垂在肩上的发带，抱拳道：“这位家院，请问沈槐沈将军在府中吗？”话音刚落，那个家人的脑袋就缩了回去。梅迎春正在疑惑，一人从门里大步踏出，挺立在梅迎春面前。梅迎春立刻就知道了，这人就是沈槐，看来他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实际上，沈槐已经在狄府门边等了整整三天了。沈珺的书信在大约十天前到达狄府，自那以后，沈槐便始终处于难以言说的焦躁之中。不安、悲痛和期盼，几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在他的胸中翻涌，直把他弄得寝食难安。沈珺的信件写得很匆忙，只是简略地通报了沈庭放的死讯，以及要来洛阳投亲的计划，对沈庭放的死因没有多加解释。对于沈槐来说，沈庭放就这么死了，倒并不十分意外。患病多年是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则不足为外人道，只有沈槐和沈珺彼此心照不宣而已。这另一个理由叫作“多行不义必自毙”。当然，俗话说，死者为大，纵然他沈庭放有千万种罪责，死亡也可以给他的罪行画上个永恒的句点，但愿能就此一了百了吧。

沈珺的书信中真正让沈槐备感震惊的，是关于狄景晖和袁从英的内容。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两个远行西北边境的人，居然会阴差阳错地去了他的家中，还亲眼见到了沈庭放的死。沈槐不敢想象，他们是否会看出什么？又会因此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沈槐并不担心狄景晖，却从内心深处对袁从英感到敬畏，自从他来到狄仁杰身边以后，这种敬畏之感更加一天天地增强，已经渐渐成为由嫉妒和羡慕相互交织的复杂情感。袁从英已从狄府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新年以来也几乎不再被狄仁杰提起，但沈槐就是能够时时刻刻地感觉到他的存在，并被他的影子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尽管如此，沈槐还是第一时间向狄仁杰报告了沈珺的来信，信中牵涉狄景晖和袁从英的地方，他都一字不漏地对狄仁杰详细复述。狄仁杰听着也很惊诧，得知袁从英一行三人安然无恙地渡过黄河时，他亦难掩发自内心的欣慰之色。

将始末原委都了解清楚后，狄仁杰很快便恢复了平常的冷静，许了沈槐几天假期，让他尽快在尚贤坊内找个安静的小院落，用于安顿沈珺，还相当周到地派了狄忠给他帮忙。沈珺的信上只写了动身的日期，沈槐大致算出他们就该在这几日到达洛阳，便自前天起从早到晚候在狄府门边，哪里都不敢去，静待沈珺找上门来。

于是沈槐就在这个正月“晦日”的傍晚，等到了梅迎春。关于梅迎春，沈珺也在书信中作了简单的介绍，语气中全是感激之情。所以当这两个男人在狄府门前见礼时，彼此并不感到陌生。报出姓名，相互寒暄后，两人飞快地观察着对方，并迅速在心中写下了对对方初步的认识。沈槐为梅迎春的气度不凡而暗暗称奇，断定他的来历一定比沈珺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而梅迎春则像所有同时知道袁从英和沈槐的人一样，立即拿他们两人做了个比较：不论是外貌还是气质，相似之处都颇多，但又给人截然不同的感觉。

在领着沈槐去客栈的途中，梅迎春不露痕迹地打量着沈槐身上精干华丽的将军服色，脑海中浮现出那个漫长的除夕之夜，与袁从英、狄景晖在沈珺家中堂屋内饮酒谈话的场面，内心深处突然涌起强烈的感同身受之情，久久不能平静。

就在他们并肩离开狄府后不久，狄忠匆匆忙忙地来到狄仁杰的书房，报告了府门前发生的事情。狄仁杰长长地舒了口气，嘱咐狄忠小心候着，不论沈将军有任何需要，都要尽心安排。狄忠答应着退了出去，狄仁杰这才将十几天来反复在看的两封书信再次放到面前。这两封信都是在元宵节前后送来的，一封是老孙带回来的韩斌的信，而另一封信，连狄忠都没见到过，那是袁从英写来的，并以加封急件的军报方式传递，直接送到了狄阁老的手中。

因此沈槐并不知道，在他向狄仁杰陈述沈珺的来信时，年迈的宰相大人其实已经完完整整地了解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所以才能好整以暇地应对而不致表现得失态。

为了写这封信，袁从英考虑了很长时间。离开沈珺家以后的第一个晚上，在寄宿的客栈中，他彻夜未眠，反反复复地斟酌。最后落到笔端的，全部是最精确和详尽的事实，不遗漏一点有用的信息，也不带任何主观的感受，他的书信保持了一贯的风格，目的只有一个：让狄仁杰对即将到来的沈珺和梅迎春有预先的了解，从而能够做好充足的准备。无论如何，这是两个背景复杂的陌生人，对于狄仁杰来讲，就意味着某种危险。在信中，袁从英丝毫没有表现出自己对这两个人的好恶，极其冷静的描述甚至显得有些不通人情。只有狄仁杰熟悉袁从英的方式，并理解他的苦心：他不愿意以任何感情色彩来影响狄仁杰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