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利

传言和新闻中所说的那些关于奥利弗的事对我来说实在难以置信。我的确已经几十年没见过他了，但报纸头条上所描述的那个人绝对不是我从前认识的那个男孩。

在奥利弗以文森特·达克斯这个笔名声名大噪时，看到他的人生如此成功我真的很为他高兴，但在我的记忆中，他的童年即使以爱尔兰人的标准来看也算得上相当悲惨。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也见证了其中的一些片段。人们都说孩子总会把自己的处境视为所有人的常态，所以我想奥利弗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如何弃他不顾的，但那时的确很多人议论纷纷。

我的父亲在我去都柏林南部的圣菲年斯学校前一年去世了。那时我十四岁，家里还有三个姐妹。我想妈妈送我去那儿是为了让我有更稳定的学习环境，也为了能让我的人生中多一些男性的影响力。我们住在基尔肯尼南部的农村，父亲死后我接替他干了很多农活儿，可妈妈坚决不让我步父亲的后尘早早地就进了坟墓，她坚信父亲之所以走得这么早，就是因为他起早贪黑永不停歇地在劳作。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习惯性的害羞，然而我当时对妈妈的考虑并不买账。我的左眼上有一块难看的深红色胎记，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为此感到不自在。母亲觉得她要是不趁我还年轻就让我走出农田，我就一辈子也离不开家了。她的判断是对的。

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圣菲年斯这所学校还算过得去。我印象中从未出现过性侵犯或类似事件的传闻。牧师们总体来说都很和善。当然，学校总还是有那么一个标志性的施虐狂，但我想，在20世纪60年代，整个学校的员工中只有一个这种人物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我来到奥利弗所在的班级时，他已经在圣菲年斯待了八年了。现在想来真的很令人震惊，如果要我在我的小儿子六岁时就把他送走，光是想想就让我脊背发麻了，可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奥利弗非常安静，整个人最引人注意的也就只有他身上破旧的衣物了。由于这一点再加上他较深的肤色，他很容易就成了众人贬损的对象。学业方面，他也资质平平，所有科目中只有法语略好一些，但也只能算得上差强人意。第一年，在我还没有真正了解他之时，我想当然地以为他是个靠奖学金上学的孩子，因为他看上去真的很……怎么说呢，很穷。我们都知道他没有母亲，都以为他母亲去世了。传闻说奥利弗的父母并没有结婚，还说他母亲可能就是在生孩子的时候死的。他从不会谈起他母亲，但这种事大家都有默契。去问这种事情是很不礼貌的，就好像大家都知道西蒙·华莱士是被领养的但却从不会提及此事一样。

不过，奥利弗倒是时常谈起他的父亲，语气中带着敬畏和骄傲。我记不清他父亲是做什么的了，应该是跟教会有关，好像是都柏林大主教的高级顾问之类的。我很惊讶奥利弗的爸爸竟然会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毕竟他对自己儿子的忽视和漠不关心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让我震惊的是奥利弗居然还有个异母兄弟，一个有着金色头发和浅色眼睛的男孩，名叫菲利普，大约比他小七岁，他住在家里，在我们学校的附属小学读书。我从未见过他们亲密地交谈，就如同两人丝毫没有血缘关系一般。然而最糟糕的问题在于，虽然奥利弗家离学校仅有不到一英里之遥，他却被拦在家门之外。无论是圣诞节还是学校的假期，奥利弗都留在学校和牧师们一起度过。从学校教学楼顶楼科学实验室旁的走廊窗户，就能看见奥利弗家。不知有多少次，我遇到他坐在窗台上，通常手里还拿着一副望远镜，望着家人进进出出。不知为何，这一幕现在想来更觉得可悲。在男子寄宿学校这样一个雄性世界里，是没有空间让你去多愁善感，去寻求同情的。即便是受了伤，我们也已学会怎样将伤痛完美地隐藏起来。

我和奥利弗是在我的第二学年以一种被动的方式成为朋友的。我们并没有选择彼此，而是因为其他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只剩下我们两个怪人，没有人愿意跟我们来往。我的相貌缺陷和奥利弗被家人遗忘的事实，将我们隔离在了社交圈之外。他们称我们为“怪胎二人组”。我们进不了那些时髦孩子的圈子，跟我们所说的“土鳖”族群也格格不入，由于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团体，也就只能在一个又一个族群之间游离，一旦被某个族群厌弃之后就继续寻找下一个。我相信我们彼此很信任对方。我们的关系是由奥利弗来主导的，这点我完全没意见。几乎是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但他本来也不是个爱冒险、爱打破规则的人，所以他也从没让我遇到过危险。他从不会提到我的眼睛，我也绝不会说起他的母亲。那时候，这样的默契是奠定一段坚定友谊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