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

第一次打她的时候，我期待她有更多反应。可她只是扶着下巴躺在地板上，直勾勾地盯着我，一声不吭，脸上甚至没有丝毫的惊讶。

吃惊的反而是我。我刚才的举动完全是一时冲动。人们听闻的这类丈夫对妻子拳脚相向的暴力事件，多半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当丈夫从酒吧出来后醉醺醺地回到家，发现邋遢的妻子居然没给自己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相反，今时今日已是2011年的11月12日，在南都柏林的这条大街上，这样一个寒冷的星期六的夜晚，艾丽斯为我精心烹制了一餐佳肴，她用塔吉锅炖了羊肉，锅底铺有北非粗麦，再配上皮塔饼和一份薄荷酸奶作为配菜。虽然端上桌的时候，羊肉已经只剩一丁点热度，可我实在是没法鸡蛋里挑骨头。借着两杯桑赛尔白葡萄酒，我把这些食物统统送下了肚，艾丽斯则在一旁为她的覆盆子蛋糕卷做着上桌之前的最后准备。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喝醉。

可现在呢，她躺在地板上，下半身几乎被红木餐桌的桌腿给遮挡住了，手臂、头部和躯干像个问号似的蜷缩起来。她是怎么倒地变成这种姿势的？我这一拳头看来力道相当大呢。要是我刚才手里拿着杯子，我是会先放下来再打她呢，还是会直接把杯子砸到她脸上？杯子会不会在砸到她的一瞬间碎成无数的碎片割破她苍白的皮肤？如此一来我是不是会给她造成终身难以磨灭的创伤？但这些都不得而知了。至于要如何形容那一刻的情形，浮现在我脑海中的词句是“彼此都无法控制的情况”。之所以强调“彼此”二字，是因为虽然我的行为的确不应该，可她实在不该先挑衅我。

电话响了。或许我该无视这个电话，可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喂？”

“奥利弗，我是莫娅。挺好的吧？”

这种反问句实在令人恼火。“挺好的吧？”真是够了。

抱歉啦，莫娅，我刚给了艾丽斯迎面一拳，她这会儿正躺在地上呢。另外我们刚刚才用完了美妙的一餐哦。

当然，这些话我只是心里想想。我找了个拙劣的借口想让她就此作罢，说完便准备跟她互道再见了。

可仅仅过了一会儿，只听她接着说道：“你就不想问问我过得好不好，不想知道我在哪儿吗？”

我斩钉截铁地答道：“不想。”

又是一阵安静。接着，她压低嗓子说：“哦，好吧好吧，艾丽斯在吗？”

赶紧滚吧，你这烦人的蠢女人。

这话我仍然只是放在了心里。我告诉她说艾丽斯现在不方便接电话。她东拉西扯地说着她在法国的新生活，想诱骗我跟她聊天。虽然我现在有些心烦意乱，但心里仍然很清楚她是想让我嫉妒。该死的莫娅。接着，我礼貌而坚决地结束了这通电话。

此时此刻，我想我应该做的是立刻离开家。当然，你也知道，只是暂时而已。我想的是，等我走后艾丽斯应该能自己爬起来，总好过我这样站在一旁俯视着她。我去走廊从挂钩上取下外套。系扣子的时候有些费劲。我的手套似乎也突然变小了。

两小时后，我已经身在纳什酒吧，手里端着第三杯白兰地了。我焦虑地反复把衬衣的袖口系上又解开。这是从孩童时代养成的习惯，每当我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举动。甚至连酒吧招待约翰乔都留意到了我慌乱焦躁的举止。平常我是不爱喝白兰地的。可你也知道，我刚才精神上受到了刺激。这回我可是真的醉了。

我想打电话给艾丽斯看看她怎么样，可我的手机忘在了家里，要是借别人的电话，好像又有点小题大做。别误会，我知道这事很严重。那是一个判断上的重大错误。她不该被那样打倒在地。

我知道自己不算是个好相处的人，艾丽斯也曾经跟我说过。比如说，我没有朋友，其实很多年前我曾经有过朋友，但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我们渐渐疏远，而我并没有刻意挽留，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主动放弃了那段友谊。所谓朋友，不过是些不停让你想起自己弱点的人罢了。有那么几个泛泛之交足矣。我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家人，但这也没什么要紧的。

这些年来，艾丽斯从来没有窥探过我的私事，也从来不会有过重的好奇心。说起来，可以用偶有反抗的习惯性顺从来形容她。而我，也从来没有过暴力的前科。

我到吧台上买了一包烟，劲比较大的那种。担忧之余我的双手仍旧有些颤抖。不是说这种时候白兰地能起到点作用吗？难道那只是一群老妇人闲来无事的无稽之谈？这些个老妇人啊。

来到外面的“啤酒花园”（就是前门旁边屋顶半遮着的院子），我点燃了多年来的第一根烟。巴尼·德怀尔从大众酒吧那边走过来，他是我们的邻居，住在别墅区。巴尼待在啤酒花园的时间要比在酒吧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