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僧法显传》中，五世纪初中国求法僧法显即在印度合卫城见到此番景象：“调达亦有众在，常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
玄奘于七世纪到印度，在其《大唐西域记》卷十中，记有他在羯罗拿苏伐剌那国的所见：“天祠五十余所，异道实多。别有三伽蓝，不食乳酪，遵提婆达多遗训也。”
在玄奘访印几十年以后的同一世纪，义净随后又到印度。他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九的一条夹注中曾详细论及他所见到的这个异端教派，并说“在处皆有天授种族出家之流”[7]。这里的“天授”即是“提婆达多”的别译。
至于隐修教派、雪山部及提婆达多僧团三者之间的渊源联系，高木繁护在《东方圣教隐修法门》中并未进一步展开叙述，却已勾勒出了一个明确的探索方向。
从历史的缝隙中透出了一线微光。
须知中国求法僧到访印度之时，距佛陀和提婆达多的时代已有一千多年。他们的见闻记载，证明了秘密教派确有存在且绵延有继。其教派信众在当时人数众多，传布区域极广。在佛教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它们与经院化的正统部派相对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潜在力量。
这是异常复杂艰深的学术课题。在众多佛教徒看来，甚至是离经叛道之说。可是，在视“真理为惟一正途”的学者和真正的信仰者看来，却是拨开历史迷雾、洞见真知的一个回归旅程。站在承续佛教这个东亚文明根脉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份共同的遗产。
这一刻，循着当年高木繁护探索的足迹，宋汉城逐渐进入了这个少有人涉足的领域。而更多的未知即将一一呈现。
高木直子没有去打扰宋汉城。下午三点左右，他们抵达了默克夏姆这个英国中部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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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法八事内宿，内煮，自煮，自取食，早起受食，从彼持食来，杂果，池水所出可食物。[2] 上座部是早期佛教中的一个主要派系，与大众部并列为最早的两个分支。佛陀灭度后一百年，僧团内部即对戒律的执行产生了纷争。据南传佛教《岛史》所载，部派分立始于佛灭后两百年。因对戒律的看法不同（对“十事非法”的分歧，尤其是否可收受金银布施），耶舍比丘会集七百上座比丘，在吠离舍结集戒律。谨守戒律的僧团，称为上座部。而另外会集成立戒律的僧团，则称大众部。上座部属于保守但较为遵守原始佛教教义的派别。此后，它自身也不断分裂，前后共衍生出很多不同支派。现代南传上座部佛教即是源出于上座部传至斯里兰卡的一支。[3] 雪山部为上座部佛教分支之一。雪山即是喜马拉雅山区。王舍城第二次结集后，阿育王派遣传教僧团前往印度周边各地弘法。这些僧侣根据不同的师承关系，分成了大迦叶、阿难、优波离、舍利弗及罗侯罗、阿那律、迦旃延几大系统。原上座部的阿难系弟子末示摩率众至雪山后，是为雪山地区传法的雏形。到了巽迦王朝，这一支早期僧团遭到灭法而衰微。此后“说一切有部”兴起，遵守传统学说的部分上座部僧侣移居雪山地区。后人遂将上座部的这一支派称为雪山部。[4] 提婆达多的“五法”分别是不居阿兰若（僧舍），于树下坐，常行乞食，但蓄三衣，着粪扫服。[5] 辟支佛，辟支迦佛陀（Pratyekabuddha）的简称，又音译作钵罗翳迦佛陀，或简称辟支迦佛、辟支等。指过去生曾经种下因缘，进而出生在无佛之世，因性好寂静或行头陀，无师友教导而以智慧独自悟道者。他们参透了世间生灭无常的道理，或因观察十二缘起获得了自我觉悟，亦称为“独觉”或“缘觉”。[6] 季羡林说：“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在佛经中他被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威望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的戒律，有自己的教义，有群众。他同释迦牟尼的矛盾绝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佛教史上是重大事件。他的信徒，晋代法显在印度看到过，唐代玄奘和义净也看到过。足征他的影响之深远，历千数百年而不息。这是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改变对整个佛教史的看法。……在佛教史上有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解决，提婆达多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两千多年来，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被遗忘、被歪曲，今天是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7] 该附注全文为：“此言随党者，谓是随顺提婆达多所有伴属。言非随党者，即是佛弟子。此乃由其住处，则令物随处判（制）处中。既非两处，故遣两众均分。现今西方在处皆有天授种族出家之流。所有轨仪，多同佛法。至如五道轮回，生天解脱，所习三藏，亦有大同。无大寺舍，居村坞间。乞食自居，多修净行。葫芦为钵，衣但二巾，色类桑，不飡乳酪。多在那烂陀寺，杂听诸典。曾问之曰：‘汝之轨式，多似大师。有僻邪处，复同天授，岂非天授之种胄乎？’彼便答曰：‘我之所祖，实非天授。’此即恐人嫌弃，拒讳不臣耳。此虽多似佛法，若行聚集，则圣制分途，各自为行，别呈供养，岂况诸余外道。计断计常，妄执自然，虚陈得一。食时杂坐，流俗无分，踵旧之徒，用为通鉴。更相染触，泾渭同波。高尚之宾，须察兹滥。殊行各席，深是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