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伦敦时间凌晨三点五十五分，马里波恩高街的一幢别墅里，罗杰·克里菲斯科走进了他那宽敞的客厅，在昏暗的光线下满意地看了看四周的布局。这里的一切物品都原封不动地待在原先的位置上：衬有天鹅绒的安乐椅摆放在壁炉的左右两侧；壁炉前面铺着熊皮地毯；光滑的壁炉架上摆放着长长一排参考书，一封信被塞在这排参考书的下面；墙上挂着几张科学图表；堆放着化学制品的工作台被酸性物质严重腐蚀了；远处一面墙上有子弹孔——当然是模拟的子弹孔——构成的“V. R.”字样；角落里甚至还有一把很旧的小提琴——克里菲斯科曾试着学习如何拉小提琴，不过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能勉强拉出一小段不和谐的曲子就已经足够了。看完后，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非常完美——他已经尽最大可能使得这里的场景跟那些故事中的描述非常接近了，他唯一漏掉的东西是盐酸可卡因溶液和皮下注射针。

他按下了门边的一个按钮，客厅里的灯亮了起来——当然都是花高价特别安装的煤气灯。他若有所思地走到一个巨大的桃花心木书柜旁边，透过书柜的玻璃门看着里面的书。所有的书都是同一种主题。书柜最上面的三层摆放着真作全集的各种副本——当然，即便是靠着他做律师的不菲薪水，他也没法去买最初的版本。不过，他仍然拥有一些极其经典的副本，尤其是1917年乔治·贝尔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致意》，这本书用防尘罩保护着。还有1894年乔治·纽恩斯出版社出版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回忆录》，这本书的书脊还很光洁，只是略微有些磨损和修补过的痕迹。书柜的下面几层则摆放着各种学术研究成果及《贝克街期刊》的过期刊物。《贝克街期刊》是由贝克街侦缉小分队定期出版的杂志，他们致力于与福尔摩斯有关的各项研究，并使得这个人物的形象保持不朽。克里菲斯科本人也曾在《贝克街期刊》中发表过一些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对福尔摩斯的毒药研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使得贝克街侦缉小分队让他拥有了组织的会员资格，并授予他一枚象征会员身份的硬币。他并未主动申请成为贝克街侦缉小分队的会员，却受邀成为了会员，毫无疑问这是克里菲斯科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成就。

他打开书柜的门，在比较靠下的一层隔板上拿出了一本他想重读的期刊，然后将书柜门关上。他走到最近的一把扶手椅旁，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随即坐了下来。古老的煤气灯使房间里的一切都笼罩着一层温暖而柔和的光芒，甚至连这幢位于里森格罗佛区的房子，也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临近贝克街而被克里菲斯科选中的。要不是弓形窗户外面偶尔传来的车流声，克里菲斯科差不多就会以为自己回到了19世纪80年代的伦敦。

屋里的电话响了，这是一部可以追溯到1879年的棺材式样电话机，由木头和硬橡胶做成，听筒的形状像一个极大号的抽屉把手。他脸上的笑意顿时消退了，先看了一眼手表，随后拿起了电话听筒，“你好。”

“请问你是罗杰·克里菲斯科吗？”对方的美国口音——而且克里菲斯科留意到是美国南方的口音——听起来仿佛是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他依稀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个人的声音。

“我是，请讲。”

“我是彭德格斯特。全名是阿洛伊修斯·彭德格斯特。”

“彭德格斯特。”克里菲斯科重复念道，像是在品味着这个名字。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我当然记得。”他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认识彭德格斯特的，那时他研修的是法律，而彭德格斯特则在贝利奥尔学院的研究生中心学习哲学。当年的彭德格斯特是个非常奇怪的家伙——矜持而且极其孤僻——然而他俩之间却形成了某种精神上的纽带。对于这一点，克里菲斯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他记得那时候彭德格斯特正经历着某种跟个人有关的痛苦，克里菲斯科试着用很有分寸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拉朋友一把，却始终未能成功。

“很抱歉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可是我记得——请容我这样说——你的作息时间与常人不太一样，希望你现在仍沿袭这样的作息习惯。”

克里菲斯科笑了，“是的，我很少在凌晨五点之前上床睡觉。在我不用出庭的日子，我更宁愿选择在乌合之众起床走动后才入睡。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我记得你是贝克街侦缉小分队的成员之一。”

“没错，我的确享有这样的殊荣。”

“这样的话，也许你能帮帮我。”

克里菲斯科仰坐在椅子上，“怎么了？你在做一些跟夏洛克·福尔摩斯有关的学术研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