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Alternative Memories（第3/5页）

约五十分钟之后，Eli York回到曼哈顿中城的住所。物业的监控录像显示，Eli进入大堂的时间是十点零五分，Han就跟在他身后。

九月十日凌晨一点三十五分，也就是差不多三个半小时之后，Han一个人离开了那里。

九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十一点，女佣从工作通道进入四十九楼E室做例行打扫，发现Eli York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已经死了，身边的茶几上放着一瓶打开的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

尸检之后，法医认定死亡时间是九月十日凌晨，死因是超量服用抗抑郁药文拉法辛，饮酒加剧了药效。根据验尸报告，死者一次摄入了超过两千毫克的药物，由于文拉法辛本身是缓释胶囊，很有可能是吞食的时候弄碎了，或者是存心去掉外壳化在酒里服用的，药效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大，导致昏迷、癫痫、呼吸抑制和心脏骤停。

一开始，经手这件案子的警察倾向于自杀或是误食致死，因为这些年吃抗抑郁药致死的事情不胜枚举。他们只是按照程序找死者的亲友来认尸，但Eli York离开美国很久了，似乎没有什么走得很近的亲友，最后只找到他在纽约的律师Guary Criton（格尔·克赖顿）。Criton听到Eli的死讯非常意外，他告诉警方，几天前刚刚收到Eli从巴黎发出的一份快件，是一份遗嘱，另外还附有一封短信，解释说自己受到死亡威胁，为以防万一，想交代一下身后的财产归属。在此之后，警方才开始朝谋杀方向展开侦查。

九月十四日，Han在他的住所被拘捕。警方调查结束之后，地区检察官根据几项关键证据同时对他提出了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的指控：

第一，Han曾公开威胁过Eli。

第二，Han对Osler说，他会跟着Eli，后来也的确为此更改了回纽约的航班。

第三点，可能是最致命的。导致Eli身亡的文拉法辛，Han从几年前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服用这种抗抑郁药。一般情况下，他只能从医生那里拿到不超过一周剂量的处方，但这一次，因为他要在巴黎待两周，而文拉法辛在连续服用六周以上的情况下，一下子停药可能会带来一些副反应，所以，他的心理医生破例给了他两周的药量。按每天一片一百五十毫克来算，十四天刚好是两千一百毫克。

这个案子的预审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当时为Han辩护的是他丈人的家庭律师。此人是个有些名气的律师，谨慎且识时务，他认为检方的证据链完整充分，很难反驳，所以一开始就极力主张Han精神不正常，无须负上刑责，而应该被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试图说服Han及其家人接受这样的安排，以后每年接受一次精神病患委员会的审查，如果委员会认为Han已康复，便可以重获自由，不留刑事案底。虽然Han的妻子一直坚信丈夫是无辜的，但是最终还是被说服了，而Han也带着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默认了这样的安排。鉴定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控方传召的精神病专家并不认为Han有精神分裂症，反而认定他在案发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那次法庭聆讯持续了两天有余，大陪审团确定检方有足够的证据要求Han接受审判。因为是重罪指控，法官驳回了保释申请，把初次庭审定在一月底，也就是说控辩双方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收集并开示证据。于是，那个律师便又试图说服Han与检方达成协议，接受二级谋杀的指控，以免更长的刑期，将来还可以申请假释。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Han的妻子坚持要换掉那个律师，她找到Ward接手这件案子。按照Ward自己的说法，原因是他既不谨慎，也不识时务。

说到这里，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刚好行至中城，Ward凑到窗边，透过冬日午后的阴雨薄雾，指给李孜看着远处两座紧挨在一起的银色大厦。

“就是那儿，我最喜欢的案发现场之一。”他说，低头看了一下表，问李孜，“想去看看吗？我们还有些时间。”

“如果可以，当然好了。”李孜回答，好奇Ward究竟要怎么把她带进去。

Ward指示司机朝西四十二街驶去，直到那两座银厦近在咫尺。两人付了钱从车上下来，李孜记得案卷上写着，案发的那套公寓在A座，但Ward却径直带她走进B座的大堂。她知道此人总有些超出常理的门道，便只管跟在他后面。

当班的物业管理员是个中年男人，黑色西服，别着铭牌，看到Ward进来，朝他点点头，显得十分熟稔，很有默契地把他们带到大理石影壁后面，乘一部货运电梯上到四十九楼。电梯门打开，外面便是消防通道。Ward也不多解释，走到通道尽头，推开一扇气窗，从包里拿出一支小巧的数字式望远镜，调好焦距，让李孜看西面A座的房子。

镜头里刚好能看到案发的那个客厅，那个房间整面外墙都是玻璃的，白色的薄窗帘只拉了四分之一，室内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连靠窗那张条案上的摆件也能看得到一个大概——有水晶方尖碑，纯白镶银边的骨瓷人偶，也有青花器皿，还有只粉彩镏金的小盅，上面描着一朵无根漂浮的白莲花。房间像是刚刚装修过，空落落的，没有丝毫人气，又摆着那么些易碎的瓷器，根本不像曾经发生过命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