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45年

安东尼的父母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有一处马场，距离华盛顿两个小时的路程。马场中有一座巨大的白色木结构房屋，它的侧翼很长，有十多个卧室。此外还有一些马厩、几个网球场、一个湖、一条小溪、小牧场和林地。安东尼的母亲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个马场和五百万美元。

日本投降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五，路克来到马场。卡罗尔夫人在门口欢迎了他。她是个神经质的金发女子，过去似乎十分漂亮。她让路克住在一间精致整洁的小卧室，卧室里铺着抛光木地板，还有一张高脚的老式床。

路克换下了制服——他现在是少校军衔——穿上黑色开司米大衣和灰色法兰绒裤子。系领带的时候，安东尼探头进来说：“鸡尾酒在休息室里，你想什么时候喝都行。”

“我马上过去，”路克说，“比莉的房间在哪儿？”

安东尼为难地皱起眉头。“女孩们住在另一侧，”他说，“上将是个老派人，他在这方面作风古板。”安东尼的父亲在海军工作了一辈子。

“没关系。”路克耸肩道。过去三年中，他在欧洲的德占区执行过各种夜间任务，他能在黑暗中找到爱人的卧室。

当路克六点钟来到楼下时，发现所有的老朋友都在等他。除了安东尼和比莉，还有埃尔斯佩思、伯恩、伯恩的女朋友佩吉。战争期间，路克和伯恩、安东尼共度了大部分时光，而他每次休假都会和比莉在一起，但自1941年起他就没有见过埃尔斯佩思和佩吉。

上将递给他一杯马丁尼，路克满意地喝了一大口。这是一个真正值得庆祝的时刻。大家兴高采烈地谈着话。安东尼的母亲带着隐约有些高兴的表情观看着眼前的场面，他的父亲则以比任何人都快的速度喝着鸡尾酒。

晚餐期间，路克一直在研究着每一个人，把他们与四年前的年轻模样相比较，那时他们还在担心自己会被哈佛开除。在实行食物配给制的伦敦待了三年的埃尔斯佩思明显地消瘦了许多，甚至连她丰满的胸部都变小了。曾经大大咧咧、衣着随便的佩吉现在也学会了穿着得体，但她精致的妆容后面却流露出冷酷无情和愤世嫉俗的神色。二十七岁的伯恩看上去却像三十七岁，这是他参加过的第二次战争，他受过三次伤，面容憔悴，对自己和他人的苦难见惯不惊。

安东尼受到的影响最小。他虽然参加过一些行动，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华盛顿，因此他的自信、乐观和插科打诨的能力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比莉的变化也同样轻微。她童年时就吃过苦，经历过丧亲之痛，也许这就是战争没有挫伤她的原因。她在里斯本干了两年地下工作，路克知道——尽管其他人不知道——她在那儿杀过一个人，就在这个人准备把秘密情报出卖给敌人的咖啡馆后面的院子里，比莉安静而迅速地割开了他的喉咙。但她仍然充满了活力，嬉笑怒骂、快意恩仇，她表情丰富的面孔是路克永远不会厌倦的研究对象。

显然，非常幸运的是，他们都还活着。大部分这样的群体都会至少失去一个朋友。“我们应该干一杯，”路克说，他举起酒杯，“致那些活下来的——和那些没能做到的。”

他们都喝掉了杯中的酒，接着伯恩说：“我还有句祝酒词，致那些从后方打破纳粹战争机器的人——苏联红军。”

他们都喝下去后伯恩说：“我还有一句，致那些破坏了纳粹战争的红色军队。”

他们又都喝了酒，但上将面色不豫：“够了，不要再说什么祝酒词了。”

伯恩那时仍然笃信共产主义，但路克肯定地觉得他已经不再为莫斯科工作了。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路克相信伯恩信守了诺言。然而，他们的关系却再也不像往日那么亲密。信任一个人，如同用手掬起一捧水——很容易将水洒出，而且永远无法把洒出去的水收回来。每当想起自己和伯恩曾经的友谊，路克都会黯然，也为关系无法恢复而深感无奈。

休息室里上了咖啡，路克把杯子分给大家，他把奶油和糖递给比莉的时候，她低声道：“东翼，二楼，左边最后一扇门。”

“要奶油吗？”

她挑起一边的眉毛。

路克忍不住笑了一声，走开了。

十点半，上将执意邀请男人们到台球室去。餐具柜上放着烈酒和古巴雪茄，路克没有喝更多的酒：他还打算过一会儿溜到比莉的床上去抚慰她那温暖、饥渴的身体，他可不想到了关键时刻睡着。

上将在一只平底大玻璃杯中给自己倒上波本酒，带着路克到房间的另一头，给他看自己收藏的枪，这些武器陈列在墙上的一排锁住的展架中。路克家没有爱打猎的人，因此对他而言，枪是杀人的，而不是猎杀动物的，所以他不喜欢枪。他还坚信，枪和酒凑在一起是个糟糕的组合。然而，出于礼貌，他还是假装对上将的藏品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