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6/9页）

“我的俄国外公给我留下了一笔钱。”

爸爸说：“但在你二十一岁之前这笔钱由我保管，而我不会允许你把这笔钱花在这上面。”

“那要怎么处置她？”夏洛特绝望地说。

“我想和你谈个条件，”爸爸说，“我给她一笔钱去租一处像样的住房，再看看她能否在工厂里谋份工作。”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你必须向我保证，从此不再与她接触，永不接触。”

夏洛特觉得非常疲倦。爸爸已准备好了所有答案，她无法再与他继续争论，再说她也无力再坚持立场。她叹了口气。

“好吧。”她说。

“好孩子。那么，现在我想让你去找她，把这个安排告诉她，然后与她道别。”

“我怕我不敢与她对视。”

爸爸拍拍她的手：“她会非常感激你的，你过会儿就知道了。你与她谈完话就去睡觉。我会安排具体事宜的。”

夏洛特不确定自己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不确定爸爸的安排是残酷还是善良，也不确定安妮会觉得自己得救了还是受了排挤。“好吧。”她疲惫地说。她想告诉爸爸，自己很爱他，却说不出口。过了一会儿，她便起身离开了房间。

刺杀失败后的第二天，费利克斯中午时分才被布丽吉特唤醒。他感觉自己非常虚弱。布丽吉特手捧一只大杯子站在他床前。他坐起身，接过杯子。这饮料好喝极了，里面好像有热牛奶、糖、融化的黄油和面包块。他喝的时候，布丽吉特在他房间里四处走动，为他收拾房间，嘴里哼唱着一支伤感的歌，主题是那些为爱尔兰献出生命的年轻人。

布丽吉特离开了一阵，回来时带来了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爱尔兰女人，是名护士。那女人为费利克斯缝合了手上的伤口，包扎了肩上的刀伤。闲谈中，费利克斯得知她在当地专为人堕胎。布丽吉特告诉她，费利克斯是在酒吧与人打架受的伤。这名护士收了一先令的诊费，并说：“你死不了。如果你刚受伤就去看医生，就不会流这么多血。你这几天会感觉很虚弱。”

护士离开之后，布丽吉特与他聊起天来。她五十多岁了，是个胖胖的、心地善良的女人。她说她丈夫在爱尔兰惹上了麻烦，两人便隐姓埋名逃到了伦敦，住下之后她丈夫便死于酗酒。她有两个在纽约当警察的儿子，还有一个在贝尔法斯特工作的女儿。她心中隐藏的苦楚偶尔会通过讽刺而幽默的谈吐流露出来，而讽刺的对象通常是英国人。

她向费利克斯解释爱尔兰人为什么应该地方自治，费利克斯却昏昏睡去。那天夜里她再次叫醒他，给他送来了热汤。

第二天，费利克斯身体上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他这才渐渐地觉察到心灵创伤的痛苦。他从公园逃跑时所感受到的绝望与自责此刻重新漫上了他的心头。逃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莉迪娅。

如今她已是沃尔登伯爵夫人。

他不禁一阵恶心。

他强迫自己清醒、冷静地思考。他早就知道莉迪娅已经结婚，并且去了英国。很明显，与她结婚的英国人不仅很有可能是个贵族，而且会对俄国抱有强烈的兴趣。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与奥尔洛夫谈判的人必定是权力机构的成员之一，并且是个俄国问题专家。我根本无法料到这两者会是同一个人，费利克斯想，但我理应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性。

这种巧合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难以置信，但对他来说仍不亚于晴天霹雳。费利克斯这一生中曾有两次沉浸在绝对的、盲目的、疯狂的幸福之中：第一次是在他四岁的时候——那时他母亲尚未去世——收到了一只红皮球，第二次便是莉迪娅爱上他的时候。不同的是，那只红皮球从未被人从他身边夺走。

他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一种幸福，比他和莉迪娅在一起时感受到的幸福更强烈；也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一种失望，比伴随这段感情而来的失望更令人难以忍受。从那以后，费利克斯的感情生活中再没出现过能与此相提并论的波澜。她离开以后，他浪迹俄国乡间，一身修道士打扮，布道时讲的是无政府主义信条。他告诉农民，土地归他们所有，因为土地是他们耕种的；他告诉农民，森林里的木头归伐木者所有；他告诉农民，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任何人都无权统治他们，而正因为自治政府并非政府，所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他是一名出色的布道者，并由此结交了许多朋友，但他从未再爱上任何人，他希望自己永不再爱。

他的布道生涯结束于1899年，当时正逢全国学生罢课，他被指控为煽动者，遭到逮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多年的浪迹生活使他习惯了严寒、饥饿和痛苦，而在流放之地，他被人用铁链与其他流放者拴在一起，在矿洞里用木头制成的工具挖掘金矿，哪怕拴在他身边的人咽气倒下了，他还是得一刻不停地继续劳作。亲眼见到小男孩和女人被鞭子抽打之后，他渐渐认识到了黑暗、愤恨、绝望和仇恨。在西伯利亚，他学到了生活的实质：不去偷就会挨饿，不躲避就会挨打，不反抗就会死。在那里，他学会了狡猾多端与冷酷无情。在那里，他懂得了压迫的终极真谛：即引导受压迫者彼此斗争，而不是与压迫者做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