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死了的人

那是五月里[1]的一个下午。我从伦敦城里回我的寓所，一路上情绪十分低落，心里满是对这段生活的嫌恶。当时，我来到这个古老的国家只有三个月，但已经对这里感到十分厌倦了。如果一年前，有人说我会对英国有这种感觉的话，我一定会对他大加嘲弄。然而现在，这却全都成为事实了。这里的天气就叫人心烦，周围英国人的言谈更叫人听着恼火。我得不到足够的体育锻炼，而伦敦人的其他娱乐活动，就像太阳下面晒久了的汽水一样，淡而无味。“理查德·汉内，我的老伙计，”我开始反复对自己说，“你这下可是跑到阴沟里来了。赶紧爬出来，逃到别处去吧！”

想起最近这几年在布拉瓦约[2]时设想好的人生规划，我不由失望得直咬嘴唇。那时，我已挣了一些钱，不是很多，但足够我花了。所以我盘算好了种种享乐，准备好好享受一下。我六岁时父亲就把我从苏格兰带了出来，再也没回过家。所以在我想象中，英国就像天方夜谭的故事那样神奇。我打定了主意要回到那儿，在那里度过我的下半辈子。

可想不到，一到英国，我就大失所望了。才一个星期，我就厌倦了再去各处观光。不到一个月，就对饭馆、剧院和赛马、跑狗之类的地方失去了兴趣。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好朋友，我想这大概是我感到烦闷的真正原因吧。倒也有不少人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但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对我并没有什么兴趣，偶尔问你一两个关于南非的问题，然后便转头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还有许多热心于大英帝国[3]声威的女士，也邀我参加她们的茶会，去与从新西兰来的中学校长或从温哥华来的编辑们会面，但这些活动也都是再沉闷、乏味不过的了。就这样，在这里，我一个三十七岁的男子，身强力壮，有大把的金钱可花，但却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成天哈欠打个不断……简直成了整个英国最无聊、最心烦意乱的人。于是，我开始下决心，要从这里脱身，回到我先前生活过的南非草原上去。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与我的经纪人商谈我的投资问题。我这样做，也不过就是找点事儿，让我的头脑活动活动罢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去了我的那家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其实更像是个酒吧，吸纳的会员都是从英国各殖民地回来的人士。在那里，我一边慢慢啜酒，一边浏览晚报。报纸上全是关于近东地区争端[4]的消息。其中有一篇关于希腊首相卡洛里德斯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从各方面看，此人似乎是这场国际事件的主角，他表现得光明磊落。而别的“演员”就远远不能这么说了。看得出来，他在柏林和维也纳的那些敌手们对他恨之入骨，而我们英国人则很推崇和支持他。报上有一篇文章甚至称他作“欧洲和平与战争间的最后屏障”。记得我当时就想，我能在这些事件中起点什么作用呢？去阿尔巴尼亚大概是个好主意吧？在那儿我可能会有点事干，不会像在伦敦这么无聊，这么闲得整天打哈欠吧？

大约六点钟，我回到家里，穿戴整齐，去皇家饭店吃了晚饭，然后去了一家歌剧院。当晚的戏目很无聊，台上就一群忸怩作态的女人和尖嘴猴腮的男子。我没坐多久就出来了。外面的夜空爽朗而清新，我便步行着回我在波特兰大厦租住的公寓。我走在人行道上，一群群行人簇拥着从我身边挤过，向前赶去。他们喧闹着、扰攘着，匆匆忙忙地好像都有什么重要事情去做，这使我心中油然生出一股羡慕之情。这些女店员、男职员们，光鲜时髦的男女，还有警察，他们好像都满怀激情，这让他们能够快快活活地生活下去。路边有一个乞丐，正无聊得张大了嘴打哈欠，我停下来给了他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也算是“同病相怜”吧。走到牛津广场时，我站住脚，抬头仰望着春意浓浓的天空，做了一个决定：我再在英国多待一天，看看会怎么样。如果情况依然如故，那我就抬脚走人，乘下一班轮船前往南非开普敦。

我住的公寓套房在二楼，是在兰哈姆大厦后面的新区里。大楼里有一个公用的楼梯，门口有一个开电梯的工人和一个门房。楼里没有餐厅之类的设施。公寓之间都隔得很开。我不喜欢家里住着仆人，所以只雇了一个白班男仆来招呼我。他每天早晨八点之前来，一般晚上七点前就早早走人，因为我从不在家吃晚餐。

我刚把钥匙插进门上的锁孔，就发现有一个人紧贴在了我身后。我没注意到他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他的突然出现吓了我一大跳。这是个消瘦的男人，褐黄的短须，有一双细小然而锐利的蓝眼睛。我认出这是住在顶层公寓的一位客人，白天在楼梯上打过照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