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圈焦土（第4/14页）

“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一直不曾离开值班室，直到当晚21点20分她才被带回住处。法庭已经知晓罗赫德护士上班迟到了，发现被告昏倒在地上。五天以来，她一直躺在床上发高烧，剧烈呕吐。她不曾看见俄国人和波兰人进入E区，也不曾于9月4日一早看见他们的尸体被抬出。当她又回去上班时，尸体已经被掩埋。

“庭长先生，本法庭已经听过证人作证，说明了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是如何仁慈，对她的儿童病人是如何温柔，她作为一个护士的技术是如何好。我要提醒法庭的是她还很年轻，她自己还几乎是一个孩子。但是我并不是以她的年轻，也不是以她的性别为理由来要求无罪宣判，而是只有她是被告中唯一的明显无辜的。她没插手这31个俄国人和波兰人被害一事，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本辩护人没有更进一步的话要说了。”

达格利什突然打破沉默，厉声说道：“你注意到没有，警官，这是德国人常见的合法托词。他们杀起人来倒是没有费太多的时间，不是吗？18点30分进去，21点过后不久就打了针。为什么用伊维派？除非他们大剂量注射，否则就无法确定死亡是否会瞬间发生。我怀疑不到20毫升的药是否会立即致死。他们倒不会担心这个。使格罗贝尔得救的是她当时的离去，直到那天晚上都不在。辩护人声称她从未被告知外国囚犯到来一事，一直到4日早上之前都不知道。同一托词也使得药剂师获得了自由。理论上来说，他们俩都是无辜的，如果你能把那个词用到任何一个在施泰因霍夫工作的人身上的话。”

马斯特森一声不吭。这是多么久远的事了，当时格罗贝尔还是一个女孩，比他现在还年轻十岁。这场战争已成为古老的历史。在他的生活中，这场战争与他的关系不会超过玫瑰战争【11】对他的影响，因为在他少年时代学过的历史中，玫瑰战争还曾激发过他一点有关骑士的浪漫联想。他对德国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确切地说，对任何其他种族都是如此，只除了几个他认为在文化上和智力上处于劣势的种族。德国人不在此列。德国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干净的旅馆和优良的道路，以及在阿普费尔·维内·兹图本旅馆就着当地的酒吃猪排——莱茵河在下面蜿蜒流淌，就像一条银色的缎带——还有他在科布伦茨的露营地的美妙时光。

如果费尔森海姆的被告中有人活了下来，那现在也已经步入中年了。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本人也有43岁了。这是多么古老的历史啊！之所以被提起，只是因为它与目前这个案子有关。他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样一个秘密值得费尽心机铭记在心吗？现在还会有谁在乎它呢？官方的政策不是说要原谅和忘记吗？”

“我们英国人善于原谅我们的敌人，这就使得我们从必须喜欢我们的朋友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看看这本书，马斯特森，你注意到什么了吗？”

马斯特森轻轻地抖开书页，把书举起来和眼睛平齐，仔细察看它的装帧，然后重新把书放在桌上，翻开中间的几页，在折页里，他发现深深嵌入的几粒沙子。

达格利什说：“我们已经送了一个样品到实验室去分析，结果不出我们所料，几乎可以肯定沙子是出自南丁格尔大楼里的某个消防桶。”

“所以这本书就一直藏在那里，直到他或她能够归还给图书馆为止。这同一个人既藏了这本书，又藏了那罐玫瑰喷雾剂。一切都严丝合缝地联系上了，先生。”

“有点过于巧合了，你不这样认为吗？”达格利什说。

然而马斯特森警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那本小册子，我们在佩尔斯房间里发现的那本！那部作品不就是关于萨福克郡的一个反法西斯战争幸存者避难所的吗？如果佩尔斯去拿的就是它呢？这是不是又一例对错误做出的惩罚？”

“我想是这样。我们早晨要到那个地方去一下，看看她答应了些什么，如果有的话。我们还得和科特里-布里格斯谈谈。法伦死时他就在南丁格尔大楼。等我们弄清楚他来看谁、为了什么，我们就离破这个案子不远了。但一切都要等到明天。”

马斯特森强忍住一个哈欠，说道：“已经是明天了，先生，快3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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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鹰者武器旅店的夜间看门人凌晨看到这两位客人——一位显然是受伤了，头上的绷带大得有点夸张——归来，并没有流露出心中的惊讶，因为他是受过训练的。他虽然询问了有什么可以为先生们效劳的，但态度很敷衍，马斯特森的回答也只能勉强算得上客气。因为老式电梯常常出问题，噪声又大，他们爬上了四楼。达格利什决心不让他的弱点落在下属眼里，便固执地不去抓栏杆，一步一步走上去。他知道这是愚蠢的虚荣心在作怪，等到他回到房间，已经筋疲力尽，非常虚弱。关上门后，他只能斜靠在上面，过了一分钟才摇晃着身体，跌跌撞撞地走到洗手池边。他抓紧水龙头，支撑着身体，把前额搁在前臂上，痛苦而毫无作用地干呕了一阵。他没有抬起头便拧开了右手的龙头，立刻流出了一股清凉的冷水。他把水龙头对着自己的脸冲洗，又用手掌捧起水喝了几口，立刻便感觉好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