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加利福尼亚州首府  萨克拉门托

1996年8月17日  周六  晚6：47

夜色黑暗，欧洲夹竹桃高大繁盛，他就躲在树下重重暗影中，监视着安德森家房子的前门。他身后是一片干巴巴的草地，草很高，等他待会儿返回车上时，能一路隐匿他的影踪——他把车停在房子另一侧了。这些干草是火灾隐患，要是长在他家附近，早就被处理掉了。过去的两个月里他在这块区域踩点，已经看出一件事： 这儿的居民安逸懈怠。没有“邻里守望组织[1]”的警示牌。没有定期会议。没有治安信息的交流。

一群白痴！

这些人难道不知道要想防范犯罪，最有效的保护来自消息灵通的民众吗？对你们社区正在发生的事情警觉一点吧。各位，睁大眼睛，对陌生人陌生车辆要提高警惕……他摇了摇头。

媒体上的所谓“专家”们硬要说近期的一系列杀人案件表现出了凶手的控制欲和扮演上帝的妄想。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是耐心。而他，不只是拥有圣徒的耐心而已，他本人就是个圣徒。他才不像那些记者们喜欢给他加的标签那样，什么躁狂症，什么精神错乱，或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如果他真是他们说的“发疯的精神病”，他早把那些所谓的“专家”一个个地追杀干净才算完。

以前做过FBI[2]特工的作家格里高利·奥奎因说他是个废物，把他说成是被社会抛弃的人……一个以残害无辜为乐的人生输家。奥奎因真是丢了哈佛大学的脸。

但他干嘛要在乎奥奎因怎么想？他自己知道事情真相到底怎样。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为了什么。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这个作家能多花点时间调查那些女孩死之前的生活，他就能知道她们离“无辜”差得远呢——她们都不是什么良家淑女。是这些十来岁的女孩不守规矩，才逼得他采取行动，如果不是他，就没人站出来惩处她们。如果奥奎因知道这事的来龙去脉，一定会称他为义警[3]，英雄，一个出于道义上的责任感而跳过法律程序，用自己的方式伸张正义的人。

他的视线始终紧盯安德森家的前门不放。他烦躁得五脏六腑像有东西在咬，不过瞥一眼腕上的劳力士[4]手表之后，他就把烦躁咽了下去。那是一块蚝式恒动海使型表[5]。虽然他对任何形态的水都极端厌恶——不管是海，大洋，还是池塘——他一直都很想要一块海使型防水手表。他爸爸从前就常戴一块这样的。手表的31个精密宝石轴承可以自动运转，即使在水下1220米深处依然防水。坚固可靠。而且不像那些大块头的欧米茄手表那样笨重。这块手表是从一块贵得离谱的904L[6]不锈钢上铣[7]出来的。夜光表盘，即使是在阴暗处读数也很容易。这是他奖励自己的礼物——干得不错，三个月里，三个女孩——都是社会的祸害。

他眯起眼睛：“詹妮弗在哪儿？”

两个月以来，詹妮弗·安德森的父母每周六晚上都会出去吃饭，然后看一部电影，像钟表发条一样规律，从不错漏。他们把16岁的女儿独自留在家里，却不知道他们出门不到五分钟，女儿就会从房子前门偷偷出去，走到临近公园跟男朋友见面。这小丫头片子真不要脸。

他确信詹妮弗最后一定会溜出来，于是他决定等，同时想想他最近惩罚的其他小娘们儿。专家们揣测他靠折磨那些姑娘取乐，真是荒谬可笑。他为了给她们点教训，把她们带回家，然后做他不得不做的事，但不管做的是什么，都不如民众那病态的好奇心能让他找到更多乐子。

这些青春期的女生张狂放肆，都被惯坏了。这世界怎么能任由她们说了算？如果不是他，还有谁能阻止她们？

1996年8月17日  周六  晚7：00

莉齐·加德纳悄悄下了楼梯，希望能逃出家门不被发现，可惜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姐姐的口红从她裤袋里掉出来，滚过门厅的瓷砖地面。

“你还想去哪儿，伊丽莎白[8]？”爸爸在厨房里，点着她的大名问。

莉齐叹了口气，向他看过去。

妈妈站在爸爸背后，嫌弃地冲她摆了摆手，暗示她不必把爸爸的话当回事。爸爸不一直都这样么，她出门跟朋友玩之前，他照例都要发一通脾气。

“这是我最后一次晚上跟艾米丽和布鲁克出去了，”莉齐撒了谎：“他们俩明天就要去圣地亚哥[9]了。”

“出去见见朋友是件好事，”爸爸说：“你长大了，需要脱离长辈的圈子，开始和同龄人出去活动了。谁开车？”他打开前门向外张望。

艾米丽在她的敞篷大众甲壳虫[10]轿车里冲他挥挥手：“嗨，加德纳先生！”

爸爸嘟囔着关上门：“那也不用非得是今天晚上出门。现在外面还有一个杀人犯没抓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