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3页）

对于这个难题，房家父母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在他们的主持下，已成家者的床之间用布帘相隔，尚未成年者便与饭桌、竹椅轮班。待全家都吃完饭、桌椅全部收起后，他们的被褥才从各处搬出，放在临时搭起的“床”上。

可就在这窄小的几乎没有任何隐私的小空间内，阿哥阿嫂的女儿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众人眼皮底下孕育并诞生。这让已经成年的房莺每每回想起来，总有一种不洁之感。

这不洁之感不仅仅来自于一张没有隐私可言的床，还来自于人类最原始的需求——吃喝拉撒中的如厕问题。

房超英家中也有马桶，但是父母明确规定，这马桶只能给行动日渐不便的爷爷奶奶专用，凡是可以独立行走的孩子，小便可以，大便都必须与大人一样，到小区活动中心的公共厕所排队解决。

房家所处区域，与她家格局一样的家庭有近百个。需要到公共厕所解决问题的有数百人，而社区文化中心的公共厕所每天早晨五点才开门接客。

清晨内急，想及时解决问题，除了随地方便之外，方法只有一个：早起排队，排在队前端。

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奇观。在被称为远东第一大港的上海、在以精致、洋气、文明而闻名于内地的大上海，在黄浦江东岸一片灰旧的棚户区内，每天天还没亮，便有一群身着睡衣、脸上带着睡意的男男女女守候在小区活动中心厕所的门外，焦急地等候厕所开门。

1990年，中共中央下达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政令之前，这与浦西只有一江之隔的土地，沉默地生活着许多与房家处境相同的居民。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这些居民又根据各家男女主人的出生地再次分出层次。

房家，便处于精神层次的最底层。尽管生在浦东、长在浦东，但在房超英幼小的心中，并未认可自己上海人的身份。每每与邻居小囡吵架，对方怒极时，也常以“江北人”称之。

老辈上海人对苏北人的轻视，岂止在言语中，简直渗透到骨头缝里。

房家来自苏北一个小乡村。在房超英出生前，父亲与其他乡邻一样，因贫穷告别家乡，乘一叶细长小舟，载着全家老小和所有家当，一路沿苏州河摇浆而上，寻找可以生存的地方。来到黄浦江东岸这片尚未开发的土地，不知是谁先停下了前行的脚步，下船搭建出第一间棚户，然后，陆续有其他怀着相同目的到达此地的船民们也纷纷停船不前，踩路筑屋，渐渐地在白莲泾一带形成一个独特的居民群落。

一代代人出生，一次次搬离。渐渐地，留在这里驻守的，都是无力离开或者固守家园不愿离开的人。

房超英父母都是老实人，父亲生前是码头搬运工，母亲则在一户户不断因时代而更新换代的各类新贵家中帮佣，一直工作到六十五岁行动不便才回到家里。

十二年前，房超英薄有积蓄后，曾给了母亲一笔不小的钱款，想让母亲到浦西买套房子，过过真正上海人的生活。但老太太一直以住不惯新村为由推脱。

寄托了房家长辈“福至运达”厚望的长子房运达一辈子都在穷困线附近兜圈，倒是在老母亲去世后盼来了“好运”。十年前老太太去世，临死前，她将这笔钱和房产平均分给生活条件比较困难的大儿子和大女儿。

本想凭母亲的遗产过几天好日子，但是，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已经嫁给日本人并移民的四妹房赶美专程回国，要求哥哥姐姐将父母的房屋和遗产全部拿出来，四个人平均分配。在已经富裕的房莺表示愿意放弃遗产分配后，大哥房运达、大姐房跃进、小妹房赶美三人，连同三人各自的配偶、子女，还有子女的配偶和子女，十几口人挤在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天天吵、摔、砸。

吵闹了一个月后，见哥姐始终不肯拿出母亲的财产重新分配，日籍华人房赶美愤然雇请律师，将房运达和房跃进告上法庭。

对于手足间的官司，从头到尾，房莺都脱身事外，不置一词。在女法官判决前对涉案当事人进行例行调解时，也淡淡表示，自己只是来看看判决结果，没能力帮助法官调解几人的矛盾，更无法调和几人因财产而破裂的亲情。心底的话，房莺哽在喉咙口没有说出来：各自生活近三十年，四人之间的亲情早已因为鲜于联络而淡漠，除了同用一个姓氏，在手足脸上，她看不到一点让她产生温暖回忆的东西，有的只是疏远他隔离。

对于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而言，家有几个小孩算是常态。家境富裕者，尚可感受到手足友爱，寒贫家庭资源有限，想要长大，想要长好，只能想尽办法从手足那里去争。

房超英记得，有段时间，母亲收工回家前，哥哥都会主动跑到巷口去迎接母亲。当时仍然健在的奶奶常常夸奖大孙懂得心疼姆妈，但刚刚四岁的房超英感觉并不那一回事。因为每天母亲和哥哥一起回家后，两人都是一脸压抑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