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阴阳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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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故事都有男女主角，姚扣根就是男主角，他没有显赫的身份，只是大户人家的男佣，而照片上的新娘却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1939年，日本人扶植的汪精卫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名叫“储备券”的钞票，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相抗衡，出现了一个地区有两种货币的怪异现象，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储备券才彻底把法币逐出了流通市场，成为沦陷区唯一的合法货币。

现在的史书习惯把这种储备券称作“伪钞”，与现在我们生活中遇见的伪钞不同，这个“伪”并不是假，而是汉奸的意思，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凡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后人都在他们的头衔上加一个伪字，如傅仪是伪满洲国的皇帝，市长是伪市长，警察是伪警察，就连在机关里抄抄写写的小职员也是伪职员。文革中，这些“伪职员”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吃尽了苦头。

姚扣根的主人叫龚亭湖，时任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次长，相当于副行长，也算是个高官了。龚亭湖娶了三个老婆，大太太替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少爷叫龚守金，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还是个中校，南京沦陷后内迁去了重庆，父子俩各为其主，成了敌对的双方。后来龚亭湖登报声明与儿子脱离关系，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这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父子之情哪能轻易割断？

二少爷叫龚守银（不愧是开银行的，给孩子起名都是披金挂银），是律师。龚亭湖陆续把二姨太和三姨太娶进门后，大太太“功成身退”，跑到太湖畔洞庭东山有名的紫金庵隐居起来，拜了一位老尼姑作师傅，终日吃素念佛，来个眼不见为净。龚亭湖当然是求之不得。

二姨太的娘家在江苏吴县，是县里有名的乡绅，她父亲在“七·七事变”前当过省里的参议员，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二姨太很瘦（那时叫瘦，现在叫苗条），瘦得象白骨精，却是天生的衣架子，尤其穿旗袍，就跟月份牌上的古典美女似的风韵楚楚，叫人眼睛一亮，

二姨太生了个女儿，叫龚守雪，乳名“雪儿”。她便是龚家的大小姐了。

大小姐就是照片上的新娘。

三姨太是唱戏的，演花旦，都说戏子的眼神很妖，会勾人，龚亭湖看了她在《四郎探母》里演的铁镜公主，甩一个水袖，飞一个媚眼，就再也坐不住了。

三姨太是天生的婴儿肥，有点象蔡依琳，与二姨太不同，她是苦出身，没享过福，嫁入龚家后，三个月里长了十公斤肉，与戏里的窈窕扮相判若两人，那年头可没有减肥这一说，好在三姨太不是肥胖而是丰满，乳房胀鼓鼓的，屁股圆滚滚的，象安格尔画笔下土耳其浴室里的裸女，更添了几分女人味。

佣人们私下议论，说老爷玩够了瘦的，想换换口味来个胖的，真是占尽了花魁，享尽了风流。

除了唱戏，三姨太还会弹钢琴，娶她进门的时候，龚亭湖从德国洋行里买了一架钢琴，什么牌子忘了，摆在客厅里，佣人每天要擦，那把琴凳是用上等橡木做的，非常沉。后来，大小姐跟她学弹过钢琴。

三姨太生的是儿子，就是龚家的三少爷。

女人天生是冤家，何况共侍一夫。三姨太骂二姨太是白骨精，二姨太骂三姨太是猪肉脯。她们俩吃饭从不同桌，除了每年的春节和中秋，龚亭湖规定全家必须坐在一起，其余的时候，大家各有各的房间，各用各的丫环，井水不犯河水。如此看来，大太太的激流勇退不失为明智之举。

别看两位姨太太形同水火，可她们的子女——大小姐与三少爷，从小在一起玩，大小姐比三少爷大四岁，两个人是同父异母的姐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所以根本没有“敌对”之说。血缘这个东西很怪的，千里寻兄，万里寻母，历尽艰辛，哪儿来的精神支柱？就是血缘。

如果这份亲情加上两小无猜的友情能够延续下去，是一定会感化大人的，但很可惜，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因为三少爷先走一步，他死了。

今天的嵩山路与淮海路交界的地方，耸立着一幢灰白色的写字楼，叫力宝广场，六十多年前，这里是一幢荷兰式的三层洋房，据说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在1922年建造的，后来投机失败，破产了，这位勇敢的犹太人从外滩的沙逊饭店顶楼跳了下去。

那是一座真正的大宅，比弄堂里的沈家要大得多，气派得多，它有一个占地二十亩的后花园，堆砌着假山石，栽种了香樟、松柏、棕榈、冬青和广玉兰，树龄都在三十年以上，还有一个大池塘，说是池塘，大得可以用袖珍人工湖来形容，有一条木板搭出来的栈桥，桥下系着一条小舢板，水面上一年四季漂浮着荷叶，夏天可以听见蛙鸣，水的颜色碧绿，水面下不时有一串小水泡冒上来，看来水里有鱼，而且鱼小不了，正应了“水清则无鱼”那句话。有一次厨师心血来潮，从池塘里钓起一条很肥的黑鱼，烧成鱼汤端到餐桌上，被龚亭湖臭骂一顿，下令谁也不准碰池塘里的鱼，连浮游的小蝌蚪都不许捞，看来那时候他就知道保护“生态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