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

我是在九月十八日那天跟这件事扯上关系的，当时我的上司把我找去，说他准备调我到东海岸的萨斯梅尔工作。他说他很不情愿，但他们手头只有我掌握必要的技术，能够胜任这一特定工作，此外再无其他人选。不过，他无法向我透露任何细节；他们那里只有零星几个人，一有动静就关门闭户，躲进铁丝网后面。那地方几年前曾经是个雷达实验站，但这事儿已经了结，现在进行的实验性质全然不同，跟声音振动和音调的高低有点儿联系。

“我没什么可瞒着你的，”我的上司说，一边摘下他那副角质镜架的眼镜，抱歉地在半空挥了一下，“实际上詹姆斯·麦克莱恩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剑桥是同学，毕业后也经常见面，但后来我们各奔东西，他一头扎在他那些莫名其妙的实验里头，没少糟蹋政府的钱，自己的名声也搞坏了。我估计现在已经没人计较这些了，反正他在萨斯梅尔那边东山再起，身边带着亲手挑选的专家小组，还有政府给的补助。眼下他们卡壳了，缺一个电子工程师，因此才找上你。麦克莱恩给我发求救信号，要我担保一个能靠得住的人——换句话说，他想找个不会泄露口风的伙计。如果你愿意去，那也算帮了我个人一个忙。”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只能接受下来。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着实让人讨厌。天底下我最不情愿的就是离开联合电子有限公司，离开这里独一无二的研究设备，不明不白地去东海岸那边，为一个曾玷污了自己名誉，现在又要重蹈覆辙的人工作。

“你打算让我什么时候动身？”我问道。

上司脸上的表情显得越发愧疚。

“你尽快准备吧。后天行吗？我真的很遗憾，桑德斯。只希望你一切顺利，走运的话圣诞节前就能回来。我告诉麦克莱恩，借你出去只为这一个项目，不可能长期借调。我们这儿也很需要你。”

这不过是甜言蜜语的安慰话。以后这三个月，联合电子无疑会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不过我还有个问题要问。

“这家伙人怎么样？”

“麦克莱恩？”我的上司顿了一下，正要戴上他那角质眼镜，这动作通常是谈话结束的信号。“我把他这种人叫作狂热分子，认准什么就不肯放手，干起事来很痴迷。不过你放心，他不会招你厌烦的。我记得他在剑桥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鸟类。他那会儿对鸟类迁徙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但并没有拿这个来烦我们。他差点儿放弃物理学去搞神经病学研究，仔细考虑才算作罢——他后来娶的那姑娘劝他三思而行。接着就发生了不幸。他们刚结婚一年，她就死了。”

我的上司戴上他的眼镜。他再也无话可说了，就算有，也跟这一主题无关。我准备离开屋子，他又在我身后补充了一句：“最后那条信息你听听就算了，我是指他妻子的事儿。他那边的工作人员也许什么都不知道。”

我在联合电子整理好行装，离开我舒适的住所，搭乘的火车驶出利物浦街车站，直到这时，即将面对的境遇才一股脑儿压了下来。摊上这么个让人讨厌的工作，跟一帮完全不了解的人共事，只能怪我心地善良，为自己的上司尽一份人情，显然他是出于某种私人原因才答应这位昔日同窗的。我闷闷不乐地盯着车窗外面，越发感到恼火，我的继任者听说我要去萨斯梅尔时，脸上那种惊讶表情总在我眼前晃悠。

“去那个鬼地方？”他说，“天哪，简直是笑话！他们好几年都没做过正儿八经的研究了。部里让一帮疯子掌管那个地方，就等着让他们把自己炸飞了吧。”

我还私下探听了一下其他部门的意见，得到的答复也大同小异。一位爱开玩笑的朋友在电话里劝我带上高尔夫球杆，多带点儿书打发时光。“那边的事情毫无条理，”他说，“麦克莱恩的手下把他当成了救世主，如果你不加入他们的阵营，他也不会理你。那你就可以优哉游哉，乐得清闲了。”

“好啊，我倒觉得不错。反正我需要放放假。”我言不由衷，挂上电话便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跟我作对，心中恨意难消。

既然抱着这么一种态度，到头来没去仔细查看列车时刻表也就毫不稀奇了，这又给我平添了一层烦恼，因为我不得不在伊普斯维奇下车，等待四十分钟后搭乘一趟慢车前往瑟尔沃，也就是到萨斯梅尔的那站。当我终于到达车站，走下空空如也、劲风横扫的站台时，天上正下着雨。检票员告诉我说，通常等候这趟列车的出租车刚好在五分钟前被人叫走。

“‘三只公鸡’对面有一家汽修厂，”他补充道，“他们那儿可能还开着门，也许愿意把你送到萨斯梅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