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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再没有和她的母亲来往。（她妈妈在她离开家与特拉弗恩出门的时候给她的临别赠言是：“我把你养大不是为了让你和一个爱尔兰渣滓鬼混。”）

玛丽安的前夫曾经给她的办公室打过一次电话。他清醒而又虔诚地告诉她，他获救了，并且想知道他、玛丽安，还有他们的孩子——他要是早知道他的存在该会多快乐——是否能重新走到一起过一种新的生活。他听起来像是破产了。

玛丽安告诉他，孩子生下来就死了，然后挂断了电话。

他有一天喝醉了酒，拎着箱子在她住宿的地方出现了。当她让他走开的时候，他说他们的婚姻是因为她的缘故才破裂的，因为她的缘故孩子才死的。他怀疑那孩子的父亲到底是不是他。

在盛怒之下玛丽安·多拉德告诉迈克尔·特拉弗恩，他到底弄出来了个什么样的东西，而且告诉他，他可以随便去领养他。她提醒特拉弗恩，他的家族里曾有两个是天生唇裂的。

她把他推到街上，告诉他从今往后别再来找她。他做到了。可是这并没阻挡他去找她母亲。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一次他喝醉了酒，想着玛丽安新婚的丈夫和她过上的舒适生活，他感到不平衡了。他告诉多拉德老太太她女儿有个残疾的儿子，而且她自己的龅牙就证明这孩子的残疾基因是在她们家这边。

一个星期以后一辆堪萨斯城的有轨电车把他拦腰轧成了两截。

特拉弗恩告诉老太太玛丽安有个被隐匿的儿子后，老太太当天晚上没有睡着，坐了大半夜。清瘦的她坐在摇椅里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壁炉里的火焰。到了黎明时分她开始慢慢地却坚定地在摇椅里摇摆。

在这栋大房子的楼上，有个沙哑的声音在梦境中叫喊。多拉德老太太头顶的楼板吱吱嘎嘎地响起来，有人趿着鞋向卫生间里走。

头顶上传来重重的砰的一声——有人跌倒了——那沙哑的声音在疼痛中叫喊。

多拉德老太太一直盯着壁炉里的火。她摇得更快了，这时候，那叫声知趣地停止了。

到了快五岁的时候，弗朗西斯·多拉德在孤儿院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探视者。

他当时正在自助餐厅的油烟里坐着，一个大一点的男孩找到他并把他带到“巴迪”教士的办公室。

和“巴迪”教士一起的是位高个子的中年女士，脸上涂满了粉，头发挽了一个很紧的圆髻，她的脸煞白，灰白的头发上有一些黄色的发丝，她的眼睛和牙齿上有黄色的斑点。

让弗朗西斯感动也让他记忆一生的是，她看到他的脸时她的笑容中露出那样的愉悦。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没有人再做过第二次。

“这是你的外婆。”“巴迪”教士说。

“嗨啰。”她说。

“巴迪”教士用他的大手擦了擦自己的嘴，然后说：“说‘嗨啰’。快说呀。”

弗朗西斯已经学会用上唇鼓住鼻孔说个把词，可是他没有多少机会说“嗨啰”，“啰”是他能发出的最好的音。

外婆看起来仿佛更加为他高兴了。“你能说‘外婆’吗？”

“试着说‘外婆’。”“巴迪”教士说。

“婆”字声母的爆破音难住了弗朗西斯。他屏住呼吸竭力要发对音，结果倒很容易地把眼泪憋出来了。

一只红色的马蜂嗡嗡地飞进来敲打着天花板。

“没关系，”他的外祖母说，“我肯定你能说出你的名字。我刚才认识的那个像你一样的大孩子就能说他的名字。给我说一个吧。”孩子的脸高兴得绽开笑容。大孩子们曾经帮他练过。他想让她高兴，他鼓起勇气。

“破烂脸。”他说。

三天以后多拉德太太到孤儿院把弗朗西斯领回家。她立刻开始教他发音。他们只练一个词：“妈妈。”

在毁除婚约以后两年，玛丽安遇到了霍华德·瓦格特并与他结了婚。他是个很能干的律师，而且和圣路易斯党棍以及老潘德阁斯特党棍在堪萨斯城的旧部有很紧密的往来。

瓦格特是个鳏夫，他的三个小孩都很年幼。他和蔼可亲而且事业心十足，比玛丽安大十五岁。世上没有他不喜欢的东西，除了《圣路易斯每日公报》。这家报社在1936年选民计票的丑闻中损害了他的名誉，而且在1940年圣路易斯党棍试图篡夺州长职位的时候把他们曝光了。

到了1943年他的时运似乎重来了。他是州议会议员的候选人，而且被提名成为马上成立的州宪法大会的代表。

玛丽安是个得力的内助而且是很迷人的女主人。瓦格特给她在橄榄街买了一栋漂亮的半木制结构的新房，适合举行各种社交活动。

弗朗西斯·多拉德在外婆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外婆带着他来到了橄榄街。外婆从来没有去过她女儿家。开门的女佣不认识她。